处方外流，是近年来医药领域的一个热词。随着医改深入，新的招投标、医保支付，以及药占比等政策组合拳的出击，医药分离和处方外流的趋势愈发明显。但某媒体日前报道的南昌某医院“变了味的处方外流”一事，显然与这一趋势相悖。据报道，在南昌某医院看完病，医生会让患者到一家药店取药，除了现金购买、不报销以外，这家药店还居然开在医院病房的住院部，而且药店里的药，外面的药房根本没有，必须持有医院的处方或者医生开的单子，才能买到药。这引起了行业人士的广泛关注，南昌某医院的行为，是真的如其主管部门所说的“探索医药分离模式”？还是暗地里涉嫌拿回扣？这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从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处方真正外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医院此举，妙招还是险棋？

日前，据媒体报道，在南昌某医院看完病，医生会让患者到一家药店取药，除了现金购买、不报销以外，这家药店还居然开在医院病房的住院部，而且药店里的药，外面的药房根本没有，必须持有医院的处方或者医生开的单子，才能买到药。

对此现象，重庆首善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步长妇科事业部重庆办事处经理杨华认为，医保控费的影响是明显的，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造成了在临床诊疗中，基本药物不能完全覆盖治疗需要。任何社会关系都难以摆脱利益，评价利弊应先分析主要动机。他认为，无论“院内药房”还是“院外药房”，医生开单更多应考虑的是客观的治疗需求，但背后也有无奈和苦衷，其中的利益是捆绑在治疗需求之上的，换言之，无论有无利益，医生都会开单。但南昌医院的药房，从相关新闻报道中的图片看，货架空空，经营品种少，能提供的服务有限。这明显违背了医药分家、处方外流的初衷。

事实上，在此之前，类似的新闻也多有报道。如《人民日报》曾报道指出，有人去医院看病，收到两张药方，一张在医院内拿药，可用医保；另一张要到外面的药店拿药，不能报销。“外挂药店”现象给患者带来拿药不便、不能报销甚至药价昂贵的问题。又如《经济日报》指出，对于“外挂药店”有此经历的患者，质疑“医生勾结药店拿提成了”，但医生则表示这种操作原因复杂，也有些无奈。

对于这些媒体的报道，杨华接着前述观点分析道，必须承认，随着“控费”政策的加强，一部分有临床治疗价值的药品，被控下去了；有应用前景的新药（针对医院而言），正在等待进院；缩减辅助性药品时，一些好药被误杀。所以，“控费”给医生带来了不正常的治疗压力，社会药房自然成为“替补队员”。但是，这种本身有利的补充，却被关注和质疑，主要原因是某些医院药方上的品种，只能在特定药店购买，这被看待为垄断行为，当然难免存在利益纠葛。事实上，外购药品在制度层面是允许的，能最大程度提升治疗效果，正规医院的医生也在注意，开具外购药品时，不再推荐具体厂家和指定药店。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报道的这家开在医院住院部的药店，在今年4月就被患者怀疑存在利益输送，遭到举报后被责令关停，后再重新开张。医院对此解释是，医院的药品数量不够，引进私人药店，是为了服务患者。而当时，主管的卫计部门对这种行为的解释是“探索医药分离模式”。

对于卫计部门给出的解释，联讯证券医药大健康分析师李晨光表示理解并认同，但他认为，监管的缺失会带来各种灰色问题，而且这种模式属于变相绕过“药占比”，不会得到更高监管层的支持。

而资深行业专家邵清则认为，如果药店跟医院之间有勾连，无论是托管还是承包都不行，不合理且严重违法。他还表示，卫计部门给出的解释明显说不通，如果是到院外的药店买，是供应的问题解决不了，而如果是到医院的私人药房去买，那肯定有勾结。

众所周知，“医药分离”被视为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个必须实现途径，也是医改“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环节所在，未来药品会不断流向院外市场。对于何为真正的“医药分离”，在杨华看来，医生看病开处方，患者有自主权，根据便捷性和经济性，在任何药店取药，且实现真正的医药分离须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医”和“药”之间，不仅有处方，还包括患者病历、医嘱等信息。处方外流的接受方，要不断附加其提供的医药服务，甚至运用区块链技术，去中介化，实现患者治疗和用药信息的开放传递。

处方外流须有利于患者的治疗利益

显然，处方外流既是“政治任务”，又是“市场调节”。面对南昌某医院“变了味的处方外流”等类似行为，国家该如何来规范？邵清认为，国家应从三个方面下功夫，第一，严禁医院开药房；第二，希望国家出台一个处方流转平台，将处方导到院外药店，按系统来走，不能指定药店；第三，在厂家供应链上也需进行调整，更注重院外的渠道、铺货。

杨华则表示，国家应针对医院的医改重心，应实施新的管理路径，转变控费到优化，均衡医疗资源，多推动“市场调节”的举措。例如，鼓励试点地区和医院尝试新技术实现处方外流。

上述几位专家还一致认为，南昌某医院“变了味的处方外流”对于处方外流的整体发展趋势并无负面影响，真正的处方外流与南昌某医院的“处方外流”并不是一种行为，南昌某医院是违规甚至违法行为，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且南昌某医院呈现出的这种现象，反倒会让国家破釜沉舟，加速在处方外流这件事情上做得更好。

事实上，在国家政策推动的大背景下，处方外流已有了不少成功的模式。杨华就介绍，当前有代表性的成功处方外流模式，主要有乌镇互联网医院，它较早实现了处方外流，其电子处方用于实体药店是合法的，并得到了监管部门的认可，其经济效益仍主要体现在药品销售上。

杨华还进一步分析道，现在，药品零售企业对处方外流的积极性最强，却是推动力最弱的环节。零售药店长期形成的经营管理模式，难以承接处方外流，其专业水平有限，以及“销售拦截”等行为，都不利于患者的治疗利益。所以，当整合资源形成一个真正有意愿、有能力推动处方外流的力量，例如九州通和步长合作设立的“九步大药房”，能呈现很多价值。

攻坚处方外流大市场，近水楼台先得月

可以预见，在处方外流相关政策的推动下，在人口老龄化及消费升级所带来的优质服务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下，处方药院外市场“蛋糕”会越来越大。对于处方外流带来的巨大市场，相关各方都作着各种预判，并进行着各种占位和布局。

在新的市场格局中，零售药店、DTP药房、医药电商、院边店等各自有着不同的优劣势，究竟谁能在处方外流市场上成为最大的赢家？杨华表示，各有优劣，都可能成为赢家。他说，院边店潜力更大，任何商业形态的地理优势都不容小觑，目前虽然存在“潜规则”等诟病，但还不像上一代民营医院那样失去患者信任，依然具备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明显优势。院边药房未来应打造更专业的药学服务形象，向患者提供真正意义上的药事服务。未来药事服务领域的潜力巨大，能衍生各种服务和盈利模式，也许能成为零售医药再次转型升级的机会。

与承接方的积极布局相比，医院作为处方外流“守方”，主要探索在满足“药占比”等政策下，尽可能将处方权控制在医生可控范围内，市场上已有的模式包括药房托管、合办药房、智慧药房等。

而作为药品提供方，药企在医院招标限价的压力下，也或主动或被动地布局院外市场，“跑马圈地”此起彼伏。对于药企参与处方外流，邵清表示，前提是要做好“三个解决”：解决医院和医生的问题；解决信息系统的问题；解决供应链的问题。然而，现在把这三个方面都做好的药企并不是特别多。

处方外流，影响社会各方，需要一起努力，打造良好的承接平台。对于监管者来说，处方外流将导致药品在流通环节的风险变大；对于药店来说，处方外流意味着药品市场“蛋糕”变大；而对于患者来说，处方外流将使购买药品更加便利，但是因为没有医院的严格指导及把关，患者安全用药意识需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需增强。

“作为制药企业，应辨明医改趋势，转变原有营销模式，从点对点的客情式营销，变为点对面、面对面的学术活动、市场活动。营销是系统化的，其体系的核心思想应能让药品回归真正价值——治病救人。”杨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