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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医改背后“故事”的5个关键

来源:新医改评论  作者:王秀华  发布时间:2019-09-25   | |

  笔者从八点健闻读到了一篇题为《那些决定三明医改走向的关键时刻》的文章。该文叙述了原来鲜为人知的三明医改背后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在笔者看来,这些“故事”看点多多。

 

  看点一:三明这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地级市在医改方面的探索,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最高决策层视野并进而引入医改顶层设计的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由三明勇于突破当时的某些政策“禁区”开始的探索,到改革的操盘手到国务院办公室向分管该领域的国务院领导汇报,此后又因引起领导重视而亲临三明视察并进行充分肯定,其间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节”,都有可能使这种争议极大、命悬一线的探索胎死腹中。由此可见,下情上达与上情下达是何等重要!同时我们也不难想象,有多少来自基层的极有创意的改革举措因中间环节的“梗阻”而无疾而终?在当前的社会治理格局下,能否有效消除这种“梗阻”,是包括医改在内的所有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前提。

 

  看点二:如何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置于难以逆转之势

 

  三明医改的“故事”再一次说明,改革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既然是调整利益格局,那么就必然遇到来自有关方的阻挠和抵抗。其抵抗的激烈程度,与因改革而利益受损者的利益受损程度成正比。三明因为既有敢于担当的改革操盘手,更有来自当地主要领导一以贯之地强有力支持,才没有被来自上下两个方面的压力挤垮。

 

       文章中曾有一段极有意思的描写——“有位省政府的领导说:何必得罪那么多厂长,何必得罪那么多院长,何必得罪那么多大牌专家,何必得罪那么多医药代表?”这位领导不是止于批评,甚至还“要对三明医改进行审计和调查。”而当地的主要领导呢?面对改革是否继续下去的诘问,其回答是:“继续。这场改革不是做给上面看的,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担心得罪某些特定的群体还是坚定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这里呈现出了耐人寻味的强烈反差。

 

       今天,当许多人为三明医改能战胜压力一路走来而庆幸时,是否需将思维的触角深入另一个层次:需要探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者保驾护航,而不是仅仅寄希望于政治开明,“敢于充分授权,敢于担当”的“一把手”。鼓励改革者打冲锋而避免他们当烈士,鼓励改革先行者“吃螃蟹”而不是任凭他们被卡喉咙,最需要的,当是来自制度层面的保障,这才是最靠得住的。

  

  看点三:如何保护和调动“主力军”的积极性

 

  可能有些人对三明医改“以反腐开路”的做法极为关注和赞赏,但人们是否注意到,在具体运作中,三明还“一边要‘抓典型’,一边还要保护医生。他们设计了一个‘廉政账户’方案,让医生们往这个廉政账户上缴回扣款。”“廉政账户”的威力有多大,一家医院一共有60多个医生,竟然有20多个医生被调查。当院长担心医院要关门的时候,“廉政账户起了作用,最终只有一名骨科主任因收受了50多万元的回扣被移交司法机关。”这叫什么?这就叫治病救人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这就叫“一枝一叶总关情”。

 

       更发人深省的是,当“一些医药代表故意制造三明医生跑掉、没药用、医疗质量下降等谣言”时,“詹积富早已联合省、市财政部门紧锣密鼓地部署三明医改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腾笼换鸟’,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实行院长、医生年薪制,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的阳光收入。”“三明第一次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只调了80个,体现医生劳动价值的部分率先提高:主治医生的诊疗费由原来的5元挂号费,调高到25元。”这一分配制度的改革,导致的结果很快得到显现——“以前那些小护士收入很低,现在大家阳光工资一起提高了。原来每个人年工资平均4万元,现在平均十几万元。”要让“主力军”打主攻,就要有有相应力度的正向激励措施,只有将反腐斗争与此相配套,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如果将制度因素造成的问题完全引向对个人责任的追究,就很可能将好事办砸。

  

  看点四:改革的操盘手要善于“拨算盘”而不能热衷于“拍脑袋”

 

  从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三明将“财政精准核算”置于“改革成功的保障”之显著位置。“在三明医改正式实施前,他们花了4、5个月的时间,把22家公立医院三年以来的各种财务报表全部收集,做了近50份的各类分析报表,将全市的公立医院家底全部摸清。在此基础上,三明市推出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方案。”而在“改革后,医院的数据和原来设计的模型没有偏离多少,基本一致。”这就无意中应了胡适那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由此,才引出了一系列后续操作和继而得到国家财政部肯定,成为三明模式走向全国的关键性因素。与此相反,至今个别地方还存在热衷于“三拍”之人:“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这样的“改革”焉能不走入误区?

 

  看点五 :“曲径”也能“通幽”

 

  曾经记得著名学者朱恒鹏在分析三明医改经验中,将三明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中,成功突破招标采购等制度造成的瓶颈性困难,归功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独特优势。这个优势包括大政方针中央集中统一、分钱定策部门分工制约、经济社会事务地方政府分级管理这样灵活嵌套的三个方面。”至今笔者依然认为这种观点极有道理。读上面提到的文章,笔者的这一看法又得到进一步强化。直至今日,与其机械地照搬与“复制”三明某些具体做法,不如在这个极有价值的关注和研究方向上多下点功夫。

  

  总之,三明医改背后“故事”的意涵,远远超出了医改范畴。“三明现象”应该放到整个国家深化改革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下进行检视和剖析。三明医改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完全可以见仁见智,可以展开讨论和争论,其具体成效更有待继续去经受实践的检验,其局限性也应该得到正视。但这就属于另一层面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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