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停业，医生离职，患者预付了近万元治疗费，诊疗却面临中断……近期，浙江省温州市一家民营医院破产了。此次破产事件，在当地被认为只是社会办医的一朵小浪花，作为全国首个社会办医试点城市，在温州医疗市场的“水域”中，社会办医又是怎样的流向？

　　破产事件

　　像是社会办医中的小浪花

　　当地人几乎都没料到，市区过境路上那家并不算特别起眼的温州同德医院，会引来媒体的关注。2016年10月，徐女士在该院缴了近万元医疗费，开始长期牙齿矫正治疗。但由于经营不善，该院于两个月后停业，并于今年1月申请破产。徐女士前去做后续矫正时吃了闭门羹，拨打之前给她治疗的医生电话，却被告知已离职。眼看治疗到了关键期，徐女士和有着共同遭遇的病友向媒体爆料。

　　“事实上，该院停业时是备了案的。”浙江省温州市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处长郑云蒸坦言，“按照常规，我们要求院方做好住院患者妥善安置，或转院，或出院。没想到，门诊方面还有几个预付费的口腔科患者。”

　　郑云蒸介绍，该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医政医管处迅速联系同德医院，敦促其安排继续治疗。但原来的医生因为医院欠薪已经离职，所以该处先行帮助联系公立医院专家接诊了这些患者。“医院已经申请破产，我们也告知有纠纷的患者到法院备案，这样法院清算时会优先对他们进行补偿，不用担心预付的费用打了水漂。”

　　无论在其他民营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还是司法系统看来，该事件都像是温州社会办医中偶然激起的一朵小浪花。“现在考虑的是，今后民营医疗机构将迎来整体洗牌，大量的倒闭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温州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程锦国说，这种观点是有依据的。首先，有调查显示，温州市相当比例的人群对民营医院持不信任态度，只有不到8%的人表示小病或许会到民营医院就诊。其次，鼓励社会办医并不代表鼓励全社会办医。有些地产商、IT大佬等以为只要不差钱，就能办好医院，殊不知医疗行业自有其门槛，钱或许可以盖楼买设备，但人才、管理、学科建设却很难买来。更重要的是，不管营利、非营利机构，办医都是一种社会责任，需要长期投入，不能贪图短期回报。

　　在程锦国看来，经营项目如果不具备独特的专科优势，又分布在大型公立医院林立的城市中心区，患者又是以社保支付的就医对象为主，民营医院在当前的医疗体制下很难立足。

　　而温州还有着特殊的地方困境。据了解，作为市场经济起步较早的地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最早的一家民营医院就在当地诞生。伴随着民营经济发展，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带来医疗需求的增长，民营医疗机构因就医流程简单便捷、收费相对较低而有了长足发展。这几年，由于当地产业结构调整，低端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锐减，外来务工人员减少，直接导致民营医院病源流失。

　　“我们更要关注社会办医的大盘子、大方向，从中发现规律和问题，因势利导，帮助其健康发展。”程锦国说。

　　寻求错位发展的

　　都活了下来

　　温州市民营医院的发展状况印证着程锦国的判断。近年来，该市民营医院两极分化特征日趋显著，进入洗牌阶段。在93家民营医院中，一度攻城略地的“莆田系”收缩明显，目前约占总数的20%；部分规模偏小、服务能力偏低、特色不明显的民营医院，也面临被淘汰的境地。与此同时，不少以专科见长的“温州系”民营医院发展良好。温州康宁医院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该市首家香港A股上市公司、全国首家在港上市精神专科医疗集团的掌舵人，温州康宁医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管伟立认为，从康宁的发展轨迹，颇能看出我国社会办医的政策发展痕迹。

　　1993年，在市级精神病医院供职的24岁医生管伟立发现，他所在医院仅有的120张床位根本不够用。尽管病房条件简陋，舒适度极低，很多患者被严格限制活动，但家属仍通过各种途径托人找床位。这让他看到商机，毅然下海。“开始只敢先租房子设20张病床试试，没想到3个月之内就住满了。”管伟立说，“我当时就想，要把办好精神病医院当成一生的事业。”如今的康宁，床位数超过3000张，新的诊疗楼又将投入使用。“回顾办院历程，天时地利人和非常重要。当年虽然办的是民营医院，但由于市立精神病医院归属民政系统管理，社会办医则由卫生系统分管，本系统内没有公立医院竞争，所以享受的是‘亲生子’待遇。这是其他民营专科医院不可比拟的优势。”管伟立坦言，当时的精神病医院医务人员工作条件普遍不佳，待遇的吸引力不足，因此他趁势大力引进人才，同时加大自身培养力度，建立起人才梯队。当时该领域的供需失衡，也保证了康宁的病源，并通过优化服务和就医环境逐步建立起竞争优势。国家鼓励社会办医相关利好、优惠政策、项目出台时，康宁就顺理成章成为这一信号的释放地。

　　与康宁相比，温州和平整形医院的发展历程是另一种路径。“以前在部队医院当烧伤整形医生，这个学科当时在医院里不受重视。”温州和平整形医院创始人、院长薛志辉回忆，20世纪90年代，他眼见着一些同行下海办医，就动了心。

　　1994年1月，薛志辉如愿拿到营业执照。那时，温州的民营经济支柱之一就是烟花生产。这是易燃易爆的危险产业，各种烧伤、爆炸伤不断。和平整形医院在为这些患者修复整形治疗中，慢慢站稳了脚跟。后来，各地陆续禁放烟花爆竹，温州这部分企业转型，烧伤、爆炸伤患者少了，手外伤患者却开始增多。和平整形医院的整形手外科、显微外科开始发展。2000年以后，随着安全生产水平提高，工伤事故减少，先富起来的温州人开始了对美的追求，整形美容需求开始井喷，该院再次与经济发展合拍。

　　温州多家受访民营医疗机构负责人谈到办医历程、心得时，都认为社会办医投资回报周期长，耐不住、扛不起，死；挣快钱，急功近利，死；与公立医院拼技术，难。这些年成长发展起来的民营机构，都是与公立医院错位发展，投向医疗资源稀缺领域以及非基本医疗、特需医疗服务领域，并在人才建设中肯下血本。

　　政府自选动作

　　都有突破

　　2012年9月，国务院医改办批准温州成为全国首个社会力量办医试点城市。据温州市卫生计生委社会资本办医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潘江波介绍，该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26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不断提升。同时，该市千人医生数、千人护士数、千人床位数等指标却处在浙江省中下游水平。这些缺口靠政府、公立医院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医疗资源总量不足，需要为社会办医铺路，吸引社会资本进入。

　　在分析社会办医痛点、难点的基础上，温州市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改变民营医疗机构只能通过买地建医院的方式，规定非营利性民营医院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通过行政划拨的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享受与公立医院同等的财税优惠政策；突破医疗机构固定资产不能用于抵押贷款的限制，规定对于营利性医疗机构以出让获得的土地，特别是作为鼓励方向的民营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机构，允许其抵押贷款；在温州的民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与其他事业单位有同样的政策，民营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可参照公立医院标准参加事业单位社会保险……

　　为适当体现投资回报，调动积极性，该市在分红方面也开了口子，允许从年度收支结余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奖励举办者，年奖励总额不超过以举办者累积出资额为基数的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两倍的利息额。政府每年也从市本级安排专门经费，用于补助民营医院的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学科人才培养等。

　　近两年，温州又在混合所有制经济合作模式方面大胆探索。以盘活存量、做好增量为原则，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把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非公立医疗机构。2016年6月，温州市中医院与上海复星医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立的温州老年病医院开业运营。这标志着，浙江省首个股权制的混合所有制医院项目正式实施。

　　在潘江波看来，温州支持社会办医发展的自选动作，几乎每一项都有突破，都是市级政府范围内做出的最大程度开放。

　　民营医院改革

　　还有更多可能

　　对于这些自选动作，不少民营医院掌门人表示，虽未完全解渴，但已看到政府的诚意。尤其是人才流动问题，虽然政府认识到这是决定医院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为此做了一些尝试，但“闸门”放开，“水”却没有一下子涌出来。在编制、体制问题解决之前，绝大多数医生还是在谨慎观望。

　　“短时间内要求社会办医跟公立医院的所有待遇完全一致，既不可能也不理智。”管伟立认为，民营医院应该把利好政策用起来、用充分。

　　对于社会办医，温州市政府主管部门也改变了大干快上的激情心态，变得更加稳健、务实。程锦国认为，政府要做的，是尽量满足民营医院的合理诉求，扶助、引导真正有希望、做得好、值得培育、具有多样化经营模式的机构健康发展、做大做强。

　　该市下辖县级市瑞安市卫生计生局分管医政工作的党委委员周贤国分享了一个案例：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该市不少卫生院由于没有财政投入，濒临关门。在乡镇政府的引导下，当地社会资本愿意接手。结合原来的卫生院资产评估，其中6家卫生院改为股份制经营。2014年，随着财政状况好转，政府提出，这6家卫生院可以在政府全部回购、政府资本退出改为民营两种模式中做选择。最终，这些卫生院全部选择后者，并坚持非营利性机构性质。“这两年，在公卫方面也是政府花钱买服务，但是政府对他们不做建设投入，卫生院发展也比较快，基本跟公立卫生院同步。”周贤国介绍。

　　国家对民营医院发展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就是公立医院不愿意干的让民营医院干？还是发展高端医疗、特需服务？民营医院就不能搞基本医疗？采访中，温州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吴尚斌表示，看过太多民营医院不得不通过避开公立医院的无奈选择求生存，自己开始有了上述一连串困惑。但瑞安市乡镇卫生院的案例似乎提示，社会办医的死生、可以作为的范围、政府扶持的方式，都还有着更多的可能。

期待少些“生死疲劳”

　　“这几年，政策层面供给侧改革、发展健康服务业、非禁即入，利好信号频出；实践层面也是新闻不断，医师多点执业、成立医生集团、第三方实验室、影像中心……每看到、听说一次，都激动一次，觉得与我们的期待慢慢贴近。”温州和平整形医院院长薛志辉告诉记者，但是眼下，他和同行们在各地办医时，却常常遭遇困境。其中，有些其实已经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解决，应该得到推广；有些并非体制、机制性障碍，也完全可以从国家层面一举扫清；有些初见端倪、可预见的，则需要早做准备。“如果政府能从眼前能做的先着手、做起来，那么社会办医者就能少了很多‘生死疲劳’，多些信心和勇气。”

　　“顺产”经验须全国推广

　　薛志辉介绍，在温州办院时，他受惠于当地改革政策，很多环节都顺畅简便。“在本地没感觉，到其他地区开连锁分院时一对比，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困难。”

　　他举例，首先是审批、领营业执照难。在温州，社会办医不受区域卫生规划限制，只要所在地区千人医生、千人床位数等不超标就会批。而且，该市还“扶上马，再送一程”，成立社会资本办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投资方提供保姆式的项目代办。“立项、审批只要符合规定，办不下来我先着急，我们来协调。”该办公室副主任潘江波表示。

　　而在其他地区办院时，薛志辉就没有那么舒坦了。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磨破嘴、跑断腿，因为审批部门坚持民营医院开办受区域卫生规划限制。“只要说卫生规划不鼓励办这个，你就彻底傻眼；说鼓励办养老，美容专科医院就没有了希望。”薛志辉认为，这些区域卫生规划大多沿用计划经济思路，没有给民营医疗机构留空间。“应该像温州一样学会放权。如果市场不需要我们，会通过市场手段反馈，政府不用限制，我们自己就会办不下去。”

　　其次是找房子。在薛志辉看来，在温州之外，要找到能办医院的房子实在太难。医疗用房是特殊用房。在温州，只要环保、消防等符合条件，商用房、办公用房都可以。但在其他地区，这些性质的房屋不能用作开办医疗机构。“既然温州作为试点城市已经有了好的经验，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推广一下呢？”

　　“温州经验”还不止于此。据该市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处长郑云蒸介绍，民营医院质量参差不齐，质量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亟待提高，为此，该市将民营医院纳入质控范围。每半年一次进行质量检查、督导和针对性培训、指导、整改。“民营医院人员流动大，经常这一批培训好了又走了，下一轮又得重新培训。但这不是无效的，这些人员流动来流动去，还在整个行业里。常态化做下去，质量总会提高。”

　　政策障碍应顶层清除

　　“但有些问题，在温州也没有解决。”薛志辉直言，比如大型仪器设备采购审批难。“我可能需要先进的，但批下来的却常常是入门级的。就像我想买奥迪，花自己的钱，却只准我买奥拓。设备还没批，相关技术人员要先到位。问题是常常几年才批下来，技术人员却要发工资养着……”

　　潘江波也承认，民营医院大型医疗设备审批虽然名义上与公立医院的程序相同，但相对公立医院普遍时限较长，且审批条件、过程透明度都不高。虽然随着国家层面简政放权，大型医疗设备审批变成了非行政许可的项目，但各地具体操作方案不明晰，依然遭遇落地难，甚至审批较之前更慢。

　　更多受访民营医院负责人呼吁人才政策实质性松绑。对此，温州市卫生计生委多位受访领导都承认，虽然国家相关文件很多，在当地也推出多项人才改革政策，但公立医院医生“还是不敢动”。社会办医人才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有赖于国家层面政策有实质性、可操作性的突破。

　　“洗牌”要早备应急方案

　　温州康宁医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管伟立和温州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程锦国的判断一致。在他们看来，民营医院倒闭潮很快就会出现。“面对可能到来的这一趋势，负面影响也不要看得太可怕。与之相伴的会是兼并重组潮，洗牌对行业不是坏事。”管伟立认为，洗牌的烂摊子不至于特别难收拾。因为当一家医疗机构到了快要倒闭、破产、关停的地步，最大的原因就是患者越来越少了。因此，其波及面不会太大。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相应的应急方案也不会太难。”管伟立建议，破产程序需要完善，医院要提前告知卫生等主管部门提前介入，有所准备，不让患者利益受损。而对于有些医院破产后可能血本无归，没有能力为患者做后续安置或者退换治疗欠款等情况，主管部门要提前建立起应急准备金。能办好的，就帮助发展；办不好的，就避免不良影响，让社会办医少些“生死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