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概要

　　行政管制具有内生性，一旦被引入，就有不断自我强化趋势。当以强化管制的思路“校正”市场失灵时，很有可能会扭曲市场主体的行为，衍生出更多的问题，从而需要进一步的管制来“修补”前面的管制扭曲。同时，由于管制主体存在部门利益，管制措施不易取消，往往只能不断增加，最终形成“叠床架屋”局面，产生大量管制成本，加剧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冲突，造成社会资源浪费以及各方“多输”局面。这一理论根据中国医疗和医药行业政府管制中的诸多问题提出，但其解释力明显超出医药领域，对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有关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关系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具有普适性的解释力，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经济体制中的改革要点和难点问题，也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源自中国经验的经济理论创新。

　　（二）理论贡献

　　朱恒鹏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和《世界经济》2011年第7期分别发表了《医疗体制弊端与药品定价扭曲》与《管制的内生性及其后果：以医药价格管制为例》两篇论文，通过中国医药行业的价格管制这一典型化例证，揭示了行政管制中极易出现的内生性困境，深化了对政府管制的理论认识，并系统分析论证了消除管制的这种自我强化趋势及其后果所需的制度安排。

　　（三）推荐理由

　　1、中国的药价问题

　　朱恒鹏20011年发表于《世界经济》上的论文《管制的内生性及其后果——以医药价格管制为例》，和2007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文《医疗体制弊端与药品定价扭曲》，讨论的立足点都是医药行业的价格和价格管制。以上研究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药价为何居高不下？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在竞争性市场上，能够长期维持的价格只能是等于供给成本的价格。 供给成本包括生产、 运输、 储存成本以及税费等，其中包括平均利润。 如果一个市场长期存在超额利润，该市场肯定是缺乏竞争的垄断性市场。 根据这一原理来分析药价高企问题，基本的结论是：药价过高，要么是因为药品的供给成本太高，要么是因为药品市场缺乏竞争，存在垄断。

　　（1）医疗行业的自然特征和中国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

　　医疗行业有三个自然特征：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供方有供给诱导需求的潜在能力；医疗服务及医药需求相对缺乏价格弹性；医疗服务市场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由于这三个自然特征，医疗机构具有较大的能力将医疗服务价格抬高到其边际成本之上，并扩大患者需求，以谋取尽可能大的经济收益。但这是医疗行业的特征，并非药品行业的特征。中国药价居高不下问题的一个前提是：中国的医疗体制——医疗机构准入上的所有制歧视以及医保定点制度——使公立医院获得了比自然垄断更强的行政垄断地位，而药品分类管理体制又使公立医院进一步获得了药品零售环节的垄断地位。

　　（2）价格管制造成的行为扭曲

　　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捆绑销售”策略，指的是将一种具有垄断特征的服务和一种本身不具有垄断特征的商品捆绑在一起。在没有价格管制的情况下，垄断无法延伸，即厂商不能将自己在 A 商品上的垄断能力延伸到自己没有垄断力的 B 商品上，但若政府对垄断商品实施价格管制，厂商则可以通过将该垄断商品 A 和另一种非垄断商品 B 捆绑在一起销售的办法，将 A 商品受到管制约束的垄断权力延伸到 B 商品上，从而尽可能多地攫取垄断租金。但是和没有价格管制从而也无需捆绑销售相比，这种做法存在很大的效率损失，是一种扭曲的市场行为。

　　中国政府首先对体现医生人力资本价值的医疗服务实施价格管制，并允许医院出售药品来覆盖经营成本，这就是所谓的“以药补医”机制。这种机制使医院基于行政垄断地位所具有的抬高价格能力延伸到了药品销售上。药品收入成为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了增加收入，医院有充分的动机使用价格更高的药品，乃至诱导过度用药。

　　（3）药品生产和流通环节的问题

　　虽然造成中国药价高企的根本原因不在生产和批发环节上，而在于医疗体制存在的弊端导致的医疗机构行为扭曲。但药品生产和批发环节也存在一些问题，导致这两个环节的成本偏高，从而对药价高企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跟大多数地方国企曾占主导地位的产业一样，中国药品在生产和批发环节的主要问题在于，企业规模小、数量众多、集中度低，生产环节结构雷同、生产能力大量闲置；流通环节过多、经营管理效率低。因此抬高了药品生产和流通的成本。

　　2、管制的内生性

　　当公立医院利用其行政垄断地位，通过销售药品来获取最大利益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药价。这些管制政策的首要目标都是降低药价，也就是降低患者实际支付的费用。但是，和管制医疗服务价格一样，针对药价的管制措施，无论是管制最高零售价、购销加价率、开药量、药占比，还是实施各种集中招标采购、禁止折扣、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等，实施中均无法实现上述政策目标。

　　只要公立医院拥有垄断地位，它就会按照这个垄断地位收费。不消除垄断地位，所有的管制措施无非是让医院及利益相关方采取五花八门的方式规避管制，尽最大可能获取垄断租金。在这个过程中，租金会分散到所有参与者中去，会浪费在各种规避措施上。患者支付的费用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加重，同时更多社会资源被浪费。

　　通过分析药价管制问题，朱恒鹏提出了管制内生性这一理论。普遍认为，医疗服务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市场失灵，因此需要引入政府管制予以“纠正”。但是，管制本身具有自我强化趋势。引入一种管制措施后往往产生弊端，于是再引入一种新的管制措施进行纠正，结果新的管制措施滋生新的弊端，再进一步引入新的管制措施进行纠正，又滋生更多的弊端。管制越来越多，弊端越来越多，市场行为者（医院、医生 和医药企业）不得不拿出更多精力应对和规避管制，行为进一步扭曲，与政府冲突加剧，造成一种“多输”局面。

　　管制的有效性取决于政府决策机制、管制水平和对监管者的可问责机制。尤其是当缺乏有效的行政问责机制时，管制权力更容易被用于设租寻租而不是改善国民福利。引入甚至加强政府管制应当慎之又慎。朱恒鹏的这一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乃至其他社会经济领域改革中的政府管制问题，乃至更一般性的政府、社会和市场关系问题，因此具有很高的理论创新价值。

　　该研究成果的代表性论文在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医疗体制弊端与药品定价扭曲》获第二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在CNKI中总被引284次，在CSSCI中总被引74次。《管制的内生性及其后果：以医药价格管制为例》在CNKI中总被引173次，在CSSCI中总被引46次。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朱恒鹏：《医疗体制弊端与药品定价扭曲》，《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2、朱恒鹏：《管制的内生性及其后果：以医药价格管制为例》，《世界经济》，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