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底，当硝烟从一片被战争、屠杀和飓风蹂躏的土地上散去，孟加拉国成立了 。

　　

孟加拉国原来叫东巴基斯坦，在印度的支持下，独立了。

　　

这个新生政权降生于血与火之中，是二十世纪最悲惨的新生儿 。

　　

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用一个冰冷而刻薄的词汇为这个国家定了性：“一个无底洞” 。

　　

这个评价，在当时看来，无比精准 。

　　

八百万难民涌入邻国印度，三千万人流离失所，基础设施几乎被完全摧毁，港口布满沉船，工厂停摆 。

　　

更糟糕的是，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有 。

　　

它坐落在世界上最拥挤、最易受自然灾害侵袭的三角洲上，缺乏矿产资源，工业基础薄弱，唯一的“财富”是近乎无限的、赤贫的人口 。

　　

快进到今天 。

　　

走进达卡郊外的任何一个工业区，你会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 。

　　

一排排巨大的多层厂房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鸣声昼夜不息 。

　　

成千上万的年轻女工，穿着色彩鲜艳的“纱丽克米兹”，汇成一股股充满活力的溪流，涌入这些厂房 。

　　

她们灵巧的双手，在缝纫机上飞舞，将一块块布料，变成销往纽约、伦敦、东京的ZARA衬衫、H&M牛仔裤和沃尔玛童装 。

　　

集装箱卡车在泥泞的道路上排着长队，等待将这些“孟加拉国制造”的商品，运往拥堵的吉大港，再发往全世界 。

　　

孟加拉国，这个曾经的“无底洞”，已经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成衣出口国 。

　　

它的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里，以年均超过6%的速度增长，甚至在新冠疫情期间都保持了正增长，令许多发展更为优越的国家汗颜 。

　　

数千万人因此脱贫，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

　　

这个转变，堪称当代世界最令人意外的经济奇迹之一 。

　　

它不是由世界银行的宏大计划设计的，也不是由任何一位高瞻远瞩的强人领袖规划的 。

　　

恰恰相反，这个奇迹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意外”和“疏忽” 。

　　

它是一个关于企业家精神如何在制度的废墟和观念的裂缝中，野蛮生长出来的故事 。

　　

但是，当一个国家只在偶然间尝到一小口经济自由的果实时，它能走多远呢？是什么样的锁链，仍在束缚着它，让它无法真正地腾飞呢？。

　　

一）社会主义迷梦 (1971-1975)

　　

1972年1月，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孟加拉国的“国父”，从巴基斯坦的监狱中获释，荣归故里 。

　　

当他踏上达卡的土地时，受到了英雄般的、近乎神化的欢迎 。

　　

他是一位充满魅力的演说家，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向他那饱受创伤的人民，许诺了一个金色孟加拉”的梦想 。

　　

要理解穆吉布的“统治者观念”，我们必须明白，他和印度的尼赫鲁一样，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产物 。

　　

他的世界观，由反殖民斗争、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憎恨以及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浪漫向往共同构成 。

　　

在他看来，解放战争不仅仅是为了政治独立，更是为了摆脱西巴基斯坦（即后来的巴基斯坦）资本家的经济“剥削” 。

　　

战争结束后，绝大多数工厂、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所有者——他们大多是西巴基斯坦人或比哈尔人——逃离了孟加拉国 。

　　

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经济真空 。

　　

在穆吉布和他领导的人民联盟看来，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一个可以绕过肮脏、剥削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建立一个纯洁的、公平的社会主义“金色孟加拉”的机会 。

　　

他的逻辑是清晰而直接的：这些工厂是孟加拉国人民用血汗建立的，现在理应归人民所有 。

　　

而“人民”，则由代表他们的、全知全能的政府来体现 。

　　

于是，1972年3月，穆吉布政府颁布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法令 。

　　

黄麻、棉纺、制糖等核心产业中超过85%的资产，以及所有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全部被收归国有 。

　　

在他看来，这是一次正义的、爱国的、通往繁荣的伟大进军 。

　　

他或许想象着，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这些工厂将为人民的福祉而生产，利润将用于国家的建设，工人将成为工厂的主人，一个没有剥削的平等社会将由此诞生 。

　　

这种观念，在当时饥饿而迷茫的民众中，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 。

　　

很多民众们觉得自己的辛勤劳动，都被这位老板剥削了 。

　　

当他们听到工厂被国有化的消息时，他欢呼雀跃 。

　　

他们觉得，自己终于成了工厂的主人 。

　　

民众们成立了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少的工时 。

　　

他们相信，政府是仁慈的、万能的，会照顾好他们的一切 。

　　

孟加拉国的大多数民众对“利润”这个概念充满怀疑，认为那是资本家剥削的代名词 。

　　

统治精英的理想主义与普通民众的错误观念，再次完美地结合，共同将国家推向了一条通往灾难的轨道 。

　　

国有化的后果是立竿见影的 。

　　

从经济自由的视角看，这是一场教科书式的悲剧 。

　　

知识的毁灭：那些逃离的巴基斯坦企业家和管理者，带走了最重要的资本——关于如何经营工厂、如何采购原料、如何开拓市场的“默识知识” 。

　　

新上任的国企管理者，大多是缺乏经验的官僚，或是作为政治酬庸的党内亲信 。

　　

他们不知道如何管理，工厂的生产效率一落千丈 。

　　

激励机制的崩溃：没有了利润，没有了破产的威胁，也就没有了提高效率、改进质量的任何动力 。

　　

工厂变成了铁饭碗，生产好坏与个人收入无关 。

　　

阿卜杜勒和他的工友们很快发现，当大家都是“主人”时，没有人真正负责 。

　　

旷工、盗窃、怠工成为常态 。

　　

在国家统一计划下，价格不再反映真实的供求关系，而是由官僚在办公室里决定 。

　　

黄麻这种孟加拉国曾经的“黄金纤维”，其出口定价过高，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而合成纤维正在崛起 。

　　

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就这样在错误的定价中被慢慢扼杀 。

　　

国有企业变成了执政党分配政治资源的工具 。

　　

职位、合同、贷款，都流向了有关系的人 。

　　

腐败像藤蔓一样，缠绕着这些僵尸企业的每一个角落 。

　　

“金色孟加拉”的梦想，迅速褪色 。

　　

产量暴跌，出口停滞，物资短缺 。

　　

1974年，一场毁灭性的饥荒席卷全国，数十万人死亡 。

　　

那个被许诺的天堂，变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 。

　　

讽刺的是，正是那些被认为代表剥削的私人贸易商和走私者，通过非法的地下网络，从印度运来粮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饥荒，但这并不能挽救整个体系的崩溃 。

　　

1975年8月15日，在一场血腥的军事政变中，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和他的大部分家人被杀害 。

　　

他的社会主义实验，以他个人的悲剧和整个国家的崩溃而告终 。

　　

那个曾经无比美好的梦想，被证明不过是一个致命的幻觉 。

　　

二）废墟上的意外之花

　　

穆吉布死后，孟加拉国进入了长达15年的军人统治时期 。

　　

先是齐亚·拉赫曼，然后是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 。

　　

这些军人统治者，并非自由市场的信徒 。

　　

他们的“统治者观念”，是纯粹的实用主义 。

　　

他们不是思想家，而是工程师和将军 。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因社会主义实验而彻底破产的国家，社会动荡，民怨沸腾 。

　　

他们的首要目标，是稳定局势，恢复秩序，让经济最起码能运转起来 。

　　

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去穆吉布化” 。

　　

他们开始缓慢地、不情不愿地将一些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是因为他们相信私有制的优越性，而是因为政府已经无力再为这些无底洞输血 。

　　

他们放松了一些管制，允许私人企业进入某些领域 。

　　

他们的动机，是卸下包袱，而非解放市场 。

　　

正是在这堵看似密不透风的管制高墙上，意外地出现了一道裂缝 。

　　

而孟加拉国经济的整个未来，就从这道裂缝中，顽强地生长了出来 。

　　

这个故事的英雄，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名叫努鲁尔·卡德尔的企业家 。

　　

卡德尔是一位退休的政府官员，他有一种敏锐的商业直觉 。

　　

1970年代末，他注意到一个名为“多种纤维协定”的全球纺织品贸易体系 。

　　

这个由富裕国家建立的体系，旨在通过设定配额，来限制来自香港、韩国、台湾等地的廉价纺织品进口，以保护本国的产业 。

　　

然而，这个保护主义的体系，却为孟加拉国这样的“最不发达国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后门 。

　　

孟加拉国几乎没有任何纺织品出口能力，因此它拥有大量未被使用的配额 。

　　

对于那些在配额上已经受限的亚洲“小龙”来说，孟加拉国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

　　

1979年，卡德尔创办了“德什服装公司” 。

　　

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极具开创性的事：他与韩国的“大宇集团”达成合作 。

　　

他派遣了130名员工到韩国接受培训，学习如何建立和管理一个现代化的服装厂 。

　　

当这些员工学成归来时，他们带回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企业家精神 。

　　

德什服装的成功，如同一颗投入池塘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 。

　　

那130名在韩国受训的员工，在几年后，许多人离开德什，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厂 。

　　

他们成为了孟加la国第一代服装业企业家的“种子” 。

　　

他们利用孟加拉国几乎无限的、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未被使用的MFA配额，开始承接来自欧美品牌的订单 。

　　

军政府对此的态度，是“有益的忽视” 。

　　

他们或许看不懂这个新兴的行业，也无意去过多地干涉 。

　　

他们只需要稳定和外汇 。

　　

政府甚至提供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便利：设立“保税仓库”制度 。

　　

这允许服装厂免税进口生产所需的布料、纱线、纽扣等原材料，只要最终产品用于出口 。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策 。

　　

它在实际上，为成衣出口行业创造了一个“经济特区” 。

　　

在这个特区里，企业可以自由地接入全球供应链，免受国内高额关税和低效官僚体系的干扰 。

　　

猛虎的笼子没有被打开，但笼子上被开了一个专属的小门，让它可以探出头去，捕食全球市场的猎物 。

　　

一位名叫法蒂玛的年轻女子，生活在达卡附近的一个村庄 。

　　

在1980年代初，她的人生轨迹是确定的：早早嫁人，生孩子，在丈夫的土地上劳作，一生被贫困和家庭所束缚 。

　　

但服装厂的出现，给了她一个前所未有的选择 。

　　

她来到城市，进入一家工厂 。

　　

工作是辛苦的，每天要在缝纫机前坐十几个小时，居住环境拥挤不堪 。

　　

但她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收入 。

　　

她可以将钱寄回家里，改善家人的生活，也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储蓄 。

　　

她不再仅仅是某人的女儿或妻子，她是一个有经济能力的个体 。

　　

她的视野被打开，她的自信心在增长 。

　　

她开始推迟结婚年龄，决定自己要生几个孩子 。

　　

法蒂玛和数百万像她一样的女工，成为了孟加拉国经济奇迹的基石 。

　　

她们的廉价劳动力，是这个国家在全球化牌桌上唯一的、但却极其强大的王牌 。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通过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将孟加拉国与世界连接起来 。

　　

这场革命，不是由政府精心策划的 。

　　

它们都是在制度的缝隙中，由企业家的创新和发现所驱动的 。

　　

它们证明了，即使在一个制度环境极差的国家，只要有一丝经济自由的空气，哪怕只是在一个特定的行业或一个特定的领域，其释放出的能量也足以创造奇迹 。

　　

到1990年，当军人统治结束，孟加拉国迎来民主化转型时，国家的经济面貌已经悄然改变 。

　　

那个社会主义的“金色孟加拉”迷梦早已破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矛盾、混乱，却又蕴含着蓬勃生命力的新现实 。

　　

一扇通往繁荣的窄门，已经被意外地撞开了 。

　　

三）民主的喧嚣 (1991-至今)

　　

1991年，孟加拉国迎来了议会民主制 。

　　

然而，随之而来的并非政治和解与制度革新，而是两大政治王朝——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之女谢赫·哈西娜领导的人民联盟，与齐亚·拉赫曼遗孀卡莉达·齐亚领导的民族主义党——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势不两立的恶性斗争 。

　　

这两位被称为“战斗的女酋长”的女性，她们的“统治者观念”，被个人恩怨和零和博弈的政治逻辑所主导 。

　　

她们的关注点，是如何击败对方，巩固权力，而非如何深化改革，将成衣业的成功经验复制到经济的其他领域 。

　　

然而，吊诡的是，正是这种恶性的政治竞争，在客观上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一层另类的“保护” 。

　　

由于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建立起绝对的、稳固的权威，也就无法形成像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或苏哈托时代的印尼那样，能够全面掠夺和控制国家经济的强大裙带集团 。

　　

腐败是普遍的，但它是碎片化的、去中心化的 。

　　

企业家们或许需要向地方政客和官僚行贿，但他们不必担心整个行业会被某个“第一家庭”所吞噬 。

　　

在这种混乱的“民主”背景下，成衣行业继续沿着其自身的惯性轨道，野蛮生长 。

　　

1994年WTO成立，2005年“多种纤维协定”（MFA）被彻底废除，全球纺织品贸易进入了完全自由化的时代 。

　　

许多人曾预言，失去了配额保护的孟加la国服装业将会崩溃，因为它将面临来自中国等更强大对手的直接竞争 。

　　

但预言落空了 。

　　

孟加拉国的服装业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迎来了新一轮的爆炸式增长 。

　　

为什么？从经济自由的视角看，原因在于它在最关键的要素上，拥有无与伦比的比较优势，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被制度的锁链“放过”了 。

　　

关键要素一：几乎无限的廉价劳动力 。

　　

这是孟加拉国最核心的竞争力 。

　　

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正是由其最丰裕的要素决定的 。

　　

对于需要大量人力的服装制造业来说，孟加拉国是一个完美的地点 。

　　

关键要素二：被“豁免”的劳动法 。

　　

孟加拉国也像印度和菲律宾一样，拥有一套理论上非常严苛的劳动法 。

　　

但长期以来，政府对成衣行业采取了默许的、不严格执行的态度 。

　　

企业家们可以相对容易地根据订单的淡旺季来雇佣和解雇工人 。

　　

这种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于一个需要快速响应全球时尚潮流的行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 。

　　

如果孟加拉国的劳动法像在印度那样被严格执行，它的经济奇迹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

　　

关键要素三：企业家的路径依赖与学习效应 。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孟加拉国的企业家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知识，建立起了与全球买家的信任关系，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相互关联的产业集群 。

　　

这种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本身就构成了强大的护城河 。

　　

孟加拉国的故事，是发展经济学中最迷人、也最令人困惑的案例之一 。

　　

它雄辩地证明了，经济自由，哪怕是局部的、意外的、不彻底的自由，也能释放出改天换地的力量 。

　　

它将一个被全世界判了死刑的国家，拉出了贫困的深渊 。

　　

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企业家精神的胜利 。

　　

是像努鲁尔·卡德尔这样的商业先驱，在重重管制中发现了机会的缝隙；更是数百万像法蒂玛一样的普通女工，用她们的汗水和勇气，抓住了改变自身命运的缰绳 。

　　

然而，孟加拉国的故事，也揭示了“不彻底的解放”所带来的困境 。

　　

当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引擎在轰鸣，而其他部分依然被生锈的锁链捆绑时，它的前行之路必然是蹒跚的、不平衡的，并且充满了风险 。

　　

统治者的观念，仍然在机会主义和维持现状之间摇摆 。

　　

他们乐于享受成衣行业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外汇收入，但缺乏进行更深刻、更痛苦的结构性改革的政治意愿和远见 。

　　

他们害怕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害怕挑战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害怕推动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土地和劳工改革 。

　　

民众的观念，也呈现出分裂的状态 。

　　

一方面，新一代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看到了外部世界，他们渴望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生活 。

　　

但另一方面，对政府的依赖，对市场的怀疑，对“稳定”而非“机会”的偏好，依然在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 。

　　

孟加拉国即将从“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中“毕业” 。

　　

这意味着，它将逐渐失去一些过去赖以生存的贸易优惠政策 。

　　

它必须学会，在没有任何关税优惠的，充满各种管制的全球市场中游泳 。

　　

最重要的是，它必须解放思想，在整个社会中，从统治精英到普通民众，建立起对自由市场、法治和企业家精神的真正信任 。

　　

达卡之歌，前半段是一曲在废墟上意外响起的、令人惊叹的市场赞歌 。

　　

它的后半段，能否走向一个迈向全面繁荣的市场，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民众是否有勇气，去完成那场在三十多年前意外开启，却至今仍未竟的市场经济改革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