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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捕的消息传来,世界不禁要问:
委内瑞拉这场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自杀是否已抵达终点?
此刻尚难定论,但这个坐拥全球最大石油储备的国家,用整个国家的毁灭为全人类献上的昂贵教训,却已如墓碑般矗立在我们面前。
曾几何时,查韦斯站在民粹的云端向民众许诺天堂:
“我们有黑色的黄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几乎免费的汽油、低廉如水的物价、覆盖全民的食品配给和住房计划!”
山呼海啸的“万岁”声中,穷人拿到了钞票与食物,中产阶级享受着补贴商品,整个国家沉醉于“石油福利”的狂欢,仿佛奥里诺科河流出的不是原油,而是无穷财富。
然而今天,加拉加斯街头展示着触目惊心的现实:
货币沦为论斤称重的废纸,超市货架空空如也,三分之一国民陷入严重饥饿,八百万人如难民般逃离故土,法律与秩序彻底崩坏。
此刻我们必须冷酷地认清:
那些免费发放的汽油、食品和药品,从来不是“福利”,而是一剂从一开始就掺入致命毒药的鸡尾酒。
委内瑞拉悲剧绝非简单的政策失误,而是现代福利主义所有内在毒性的集中爆发,它用一国覆亡的代价验证了米塞斯的铁律预言:
任何试图超越真实储蓄、通过印钞和价格管制营造繁荣幻觉的干预主义政策,最终必然导致经济计算混乱、资本消耗殆尽和整个生产结构的崩溃。
从财富幻觉到人间地狱

第一步:道德催眠与财富幻觉
政府通过垄断石油出口获得看似“无成本”的收入(实质是国家地租),却未将其用于夯实产权、鼓励生产,而是直接转化为现金转移支付和价格补贴。
这制造了“财富从天而降”的集体幻觉,仿佛无需生产与储蓄,幸福生活就能像打开油阀般自然流淌。
这正是巴斯夏所嘲讽的:“国家是一个巨大的虚构体,所有人都试图通过它来靠他人为生。”
在这里,“他人”就是地下的石油和未来的子孙。
第二步:系统性摧毁生产机制
当汽油补贴到近乎免费,基础食品价格被强行压低到远低于成本时,市场信号被彻底扭曲:消耗被奖励,生产被惩罚。
炼油业因无利可图而衰败;
本国农业在廉价进口食品和价格管制的双重绞杀下破产。
经济结构从多元化生产体系退化为单一的“进口-分发”型依附体系。
排队领取配给品比种地、开店更“划算”,社会的生产力根基被福利糖衣腐蚀一空。
第三步:财政崩溃与恶性通胀的必然降临
石油价格不可能永远高涨。
当外部收入下降而福利承诺已成为刚性政治义务时,政府只剩下唯一选择:开动印钞机。
于是人类历史上最凶猛的通货膨胀之一降临了,玻利瓦尔币变成笑话,民众一生储蓄在几个月内化为乌有。
这不是意外,而是福利主义从财富分配到财富毁灭的标准流程。
印钞是政府对全民最残酷、最隐蔽的掠夺,它比任何税收都更平等地洗劫了每一个人,尤其是最无力保护自己财富的穷人和中产。
第四步:全面奴役与人间地狱
当经济彻底崩溃,实物短缺成为常态,最后的“福利”——食品配给券——就成了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最有力工具。
忠诚者获得食物,异议者则被饿死。
福利机构演变为镇压机器,慈善外衣下露出极权控制的獠牙。
自由、尊严与生命,最终都成了那杯“免费毒药”的祭品。
福利主义的道德伪装与实质
如果有人在大街上撒钱,你会去抢吗?
如果政府宣布给所有人免费医疗和教育,绝大多数人会把手掌拍烂。
这种披着“慈悲”、“正义”与“平等”外衣的东西,已成为现代政治不可撼动的神像。
然而这尊神像内部早已爬满蛀虫。
现代福利主义是一剂精心调配的免费毒药。
它不仅无法消除贫困,反而系统性地制造贫困;
它不仅不能保障生活,反而在剥夺人们真正的生活能力;
它以爱的名义实施一场规模空前的、缓慢而彻底的掠夺,将无数自由的个体驯化为永久依赖国家的羸弱附庸。
其逻辑起点简单到令人恐惧:
政府自身从不创造任何财富。
国家每一分用于“福利”的铜板,只有两个血腥来源:
要么通过税收从生产者手中强行夺取;
要么通过通货膨胀悄无声息地稀释所有人的储蓄。
米塞斯告诉我们:
任何脱离真实储蓄的“社会政策”,都不过是在消耗资本,透支未来。
所谓“福利”,本质是一场强制性的财富转移游戏。
它把企业家与劳动者的果实掠夺过来,分给那些并未参与创造过程的人。
这绝非慈善,而是制度化的盗窃,只不过戴上了“社会正义”的假面。
其传递的信号恶毒无比:
勤劳被惩罚,懒惰被奖赏;
生产被盘剥,寄生被供养。
长此以往,灵魂深处的生产激情将被掐灭,整个社会的生产意愿与资本积累持续衰减,而依赖的胃口却在福利喂养下日益膨胀。
这是一条通往集体贫困的阳关大道。
历史的镜子映照出血淋淋的教训:
古罗马帝国晚期为安抚庞大无产平民,持续提供“面包与马戏”,结果曾经勤劳勇敢的罗马公民变成依赖配给的混混,帝国财政被拖垮,经济活力枯竭,最终轰然倒塌。
二十世纪初的魏玛共和国滥施福利,最终与恶性通胀互为表里,将中产阶级储蓄洗劫一空,为社会撕裂和极端主义崛起铺平道路。
这些史实无不印证罗斯巴德的论断:
国家干预主义是一条不归路,每一次试图纠正上一个干预后果的新干预,只会让局面更糟。
救济金如何摧毁劳动市场
在所有福利毒药中,“失业救济金”堪称一剂典范的、自我实现的毒药。
它完美展示了政府如何通过干预,创造一个它声称要解决的问题。
失业在自由劳动市场中本是短暂的过渡性现象。
然而工会与最低工资法等干预手段人为抬高劳动力价格,制造了“非自愿失业”。
这明明是干预之恶,政府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不是废除这些扭曲市场的恶法,而是变本加厉推出“失业救济”。
这简直是荒谬绝伦的恶性循环!
政府逻辑是:
因为我的政策(最低工资)让你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再给你一笔钱(救济金)作为补偿。
这相当于政府出钱补贴了工会和最低工资法造成的恶果。
没有救济金时,失业意味着立刻面临生存压力,劳动者会迅速调整预期,接受市场能够提供的工资,从而快速重新就业。
一旦有了“失业救济”这张温床,一切都变了。
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
福利政策会改变人的特质,依赖会取代自立。
失业者会计算:
“我若去从事那份‘低级’工作,税后收入只比救济金多一点点,却要付出每天八小时的辛苦。那我为何要去工作?”
他的“保留工资”被人为地、大幅地抬高了。
失业从需要尽快摆脱的窘境,变成了一种“带薪休假”,甚至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
奥派经济学核心洞见是:
你对某种东西进行补贴,你就会得到更多的这种东西。
补贴失业,你必然得到过剩的、长期化的失业!
欧洲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在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优厚失业福利催生大量“自愿失业者”,尤其年轻人,他们构成“失业阶层”,失业率常年居高不下,经济活力窒息。
这哪里是“安全网”?
这是诱捕劳动者、使其脱离生产过程的陷阱,是系统性摧毁一个民族工作伦理的精密装置。
再看美国教训。
1960年代“伟大社会”计划以来,联邦政府投入数万亿美元扶贫。
结果如何?
正如托马斯·索维尔实证研究揭示:
贫困率并未如预期持续大幅下降,反而在波动中固化;
更为致命的是,福利摧毁了黑人家庭结构。
福利规则变相惩罚婚姻(家庭总收入提高会导致福利资格丧失),奖励单亲母亲。
结果黑人社区非婚生子率从25%左右飙升至70%以上,父亲角色系统性缺失,社区陷入贫困与犯罪恶性循环。
政府的“善意”钞票,成了摧毁底层社会生态的最烈性毒药。
这不是帮助,这是以帮助为名的社会谋杀。
福利国家如何催生官僚利维坦
福利政策的毒性不止于腐蚀个体工作伦理与家庭结构,更催生了一个庞大、贪婪且自我膨胀的怪物:
福利官僚体系。
这个体系的生存逻辑与消除贫困的目标从根本上背道而驰。
福利分配需要设立机构、雇佣人员、制定规章、审核资格、发放款项、监督使用……
这一整套流程催生了惊人的“贫困产业”。
无数公务员、社工、咨询顾问、NGO从业者,他们的职位、薪水、权力和存在意义,都牢牢绑定在“有穷人需要管理”这个前提之上。
如果明天贫困突然奇迹般消失,这个庞大利益集团将瞬间失业。
从最深层的潜意识驱动来看,这个官僚体系非但不希望贫困消失,反而有强大动机去维持、甚至“发明”贫困。
他们如何做到?
首先,将福利申请程序设计得极其复杂、繁琐、充满专业壁垒。
厚重的表格、迷宫般的部门、互相矛盾的规定,这一切都非无意之举。
它们创造了“专业中介”的需求,证明了官僚岗位的“必要性”,并成功地将许多真正需要帮助但能力较弱的穷人阻拦在外。
其次,不断重新定义和拓宽“贫困”与“需要”的边界。
“绝对贫困”不够就发明“相对贫困”;
物质贫困不够就拓展“文化贫困”、“机会贫困”……概念不断翻新,为的是将越来越多的人口划入自己的“服务”(实为“管理”)范围。
最终,纳税人的血汗钱像流经一个巨大而漏水的官僚管道。
每一层机构都要截留一部分用于支付薪资、办公室租金、会议差旅、宣传报告。
能够真正到达预定“受益人”手中的资源,往往只是最初征收的一小部分。
这就是霍普所批判的“国家统治阶层”的寄生性。
他们不事生产,却通过垄断性强制力,在财富从生产者向所谓“受助者”转移的过程中,稳稳抽走一大笔“过路费”。
福利国家就这样异化成了一个以“扶贫”为名义的、供养庞大官僚食利阶层的永动机器。
穷人成了这个机器持续运转的“原材料”,中产阶级生产者则是被持续榨取的“燃料”。
这种“二元干预”格局使社会财富被无效率地耗散在非生产性官僚活动中,整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在温吞的福利温水中被慢慢煮熟。
古代中国教训同样深刻。
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本意是由国家低息贷款给农民抑制高利贷,堪称古代“福利贷款”。
然而一经官僚体系执行,立刻变形为强制摊派、抬高利息、贿赂公行的害民之举。
官僚体系利用国家权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古今中外,如出一辙。
正如门格尔从边际效用出发所揭示:
任何个体(包括官僚)的行动都受其主观价值判断驱动,而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恰恰赋予了官僚阶层通过扩大管制范围来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绝佳机会。
通往自由与繁荣的窄门
面对以上铁证,福利主义的卫道士们总会祭出最后的情感绑架:
“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穷人饿死吗?你的良心呢?!”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极管思维,正是所有集体主义毒药的温床。
反对国家强制性福利制度,绝不意味着反对慈善,更不等于漠视苦难。
恰恰相反,我们要揭露的正是:
国家福利是效率最低下、道德最扭曲、后果最灾难的“伪慈善”。
真正的慈善源于人类天然的同情心与互助本能,它必须是自愿、分散、且带有地方性知识的。
哈耶克反复强调,知识是分散的,只有身处具体情境中的个人,才最了解谁需要帮助、需要何种帮助、以及如何帮助才真正有效。
历史上的宗族义庄、同乡会馆、教会济贫、私人施诊,以及现代高效率的私人慈善,无不遵循此道。
它们依赖捐助者的自愿,注重受助者的具体情境与品行,并且渴望看到受助者真正自立,因为这意味着慈善资源的解放,可以用于帮助他人。
这是一种健康的、有反馈的、可持续的互助生态。
然而,国家福利彻底扼杀了这一切。
它用冰冷的一刀切法律条文取代充满温情的邻里互助;
用强制征收的税款扼杀人们自愿行善的道德选择与成就感;
用遥远的官僚机构取代能够直接观察、甄别与督促的社区网络。
最终,传统社会纽带——家庭、教会、社区——在福利国家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个人被原子化,直接面对并依附于国家巨兽。
这不仅是经济的破产,更是文明的溃败与道德的荒漠化。
那么,什么才是对抗贫困、保障福祉的真正力量?
不是政府撒钱,而是让财富被创造出来的过程本身蓬勃生长。
这需要一个自由放任的经济环境:
保障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实行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取消一切不必要的管制,维护货币的稳定与诚实。
唯有如此,企业家精神才能迸发,资本才能快速积累,新技术与新产业才能不断涌现。
当企业敢于投资、勇于扩张时,它们会争相雇佣工人,劳动力市场会成为卖方市场。
届时,“失业救济”将成为一个历史笑话,因为到处是“用工荒”,工资在竞争下自然水涨船高。
当生产因创新与竞争而极大丰富时,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将持续走低,普通人的生活成本将不断下降,真实生活水平将稳步提高。
这才是最坚实、最广泛、最富有尊严的“福利”——源于经济增长与机会增加的全民繁荣。
杨小凯后发劣势理论所警示的,正是绕过制度变革(尤其是对私有产权与自由市场的保护)而试图通过技术模仿或福利再分配来追赶,最终将陷入困境。
张维迎所倡导的市场逻辑与企业家中心论,则指明了前进方向:
相信市场,解放企业家,繁荣将不期而至。
但愿委内瑞拉人不要再被政客们那些慷慨激昂的谎言所麻醉!
当他们声嘶力竭地许诺“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全民基本收入”时,请你立刻在脑中完成翻译:“我们要更加残酷地掠夺你的劳动成果,去豢养一个更加臃肿邪恶的官僚王国,然后从指缝里漏出一点残渣施舍给你,并强迫你为此感恩戴德、山呼万岁!”
在这个被谎言包裹的世界里,所有“免费”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这个价格,就是你和你子孙后代的经济自由、个人责任、创造活力以及最终的精神尊严。
从加拉加斯的血色馈赠到现代社会的甜蜜掠夺,福利主义的糖衣之下,是令文明慢性窒息的砒霜。
委内瑞拉的现身说法告诉我们:
当政府宣称要免费给予你一切时,它真正谋划的,是夺走你的一切——你的财富,你的未来,乃至你作为一个自由人的全部权利。
这剂毒药的糖衣用石油和民粹混合而成;
而其内核则是百分之百的经济无知、政治谎言与道德破产。
拒绝它,就是拒绝为奴;
拥抱自由市场的严酷与机遇,才是通往繁荣与人的真正解放的唯一窄门。
而我们也必须有勇气吐掉!
任何沉迷于“免费午餐”幻象的民族,都注定将重蹈加拉加斯的覆辙,差别仅在于时间早晚与痛苦程度。
拒绝它,现在就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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