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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6年开始回国的，回到复旦任教了三年。其实复旦这段经历尽管说是全职，但实际上我在中美两边跑。离开中国也有十几年了，这段复旦的经历，使我重新熟悉了解国内的情况，因为和我出国前整个的形势、环境，包括人际交往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2012年我真正全职来到了中欧。中欧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学校，教授都是在国外拿的学位，在国外有工作经验了才回到中国，所以我在中欧就很适应。
我回国前在美国麻省卫生厅担任卫生政策的研究分析和咨询的工作，所以参与了2006年麻省医改方案的工作。这是全美第一个全民医改的方案，因为美国长期以来还是有15%的人没有医保，现在全民医保要扩充。麻省是第一个州级的全民医保改革，也为后来的奥巴马医改树立了一个模板 。
我回国以后，正好经历了中国2009年的新医改。新医改之前一两年，大家起草讨论方案。当时同时有六个医改方案，三个国际组织，三个是中国的。三个中国的包括北大、国务院经济中心和复旦，所以我参加了复旦医改方案的讨论。
我在中欧演讲当中提到了由于中美文化差异造成的两国医改方案的差异。美国的医改方案非常详细，麻省的医改方案有几百页，奥巴马医改方案就有几千页。我们参加起草中国方案时，要求这个方案不能超过1万字，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差别。当然有利有弊。美国的方案非常详细，方案起草出来后要征求意见，大家讨论。医疗涉及的利益相关方非常多，方案详细了，各个利益方都会看到这个方案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损失。清楚后就开始了游说，所以方案就很难通过。但是通过后相对来说比较好执行，因为它很细。例如，方案包括预算，比方说这个措施要花多少钱，这个钱谁来出。要成立一个班子，这个班子是从哪个部门的人凑起来。
中国这个方案是很粗的，非常原则性，没有实施细节。好处是大家不清楚我到底损失多少、获益多少。利益相关方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比较好通过，但是执行起来就扯皮了。你要医保扩充到全民的话，谁来买单啊？这些细节都要在后期中来落实。中国的地域差别太大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经济差别每个省每个区、农村城市差别巨大，一个统一的方案用到各地来执行的话，其实很难执行的。所以粗有粗的好处，每个地方根据他的情况可以在里头做一些调整。所以两个国家的医改方案各有利弊。
我们的绘画也可以看出，油画是很详细的，每个人的眉毛眼睛画得很清楚，但是国画就很抽象，可能就一笔就带过去了。两个国家长期的人文、文化、政治、社会的区别，形成了自己的国情，所以在医改上也反映出了两个国家的差别。
（根据翼多eDoctor创始人黄颖峰的视频访谈节目“峰同学的小喇叭x蔡江南教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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