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社会处方实践模式研究进展

作者：杜昊阳、于嘉柠、吴琦炜、宋学印、叶志弘、邵静

原文摘要

社会处方作为初级卫生保健的一种创新实践模式，在改善人群身心健康、促进健康公平、优化资源整合、降低卫生支出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

本文系统梳理了全球范围内社会处方相关研究与实践进展，发现：

• 社会处方服务对象主要为轻、中度心理问题者、社会孤立者、慢性病患者、老年人、复杂生活困境者、肥胖人群及不健康生活方式人群；

• 服务内容涵盖艺术文化处方、教育与生活支持处方、自然与运动处方、健康管理支持处方、社会支持与参与处方等；

• 服务人员可由医疗和非医疗人员共同承担；

• 社会处方在改善心理健康、增强社会联结、提升生活质量、优化医疗服务利用等方面成效显著，但仍面临服务覆盖有限、评估体系不完善、资金可持续性不足等挑战。

建议我国探索社会处方本土化应用，通过拓展弱势群体服务覆盖、激活多元服务供给体系、推动数智赋能、强化社会工作者能力、健全筹资与评估机制等措施，构建可复制推广的社会处方实践模式，支撑整合型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正文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全球健康问题呈现多病共存、功能衰退和社会心理危机复杂交织的健康特征。传统以疾病为中心的初级卫生保健模式在应对孤独感、社会隔离、经济压力等非疾病因素方面表现出明显局限，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健康需求，凸显出公共卫生体系进行系统性转型的迫切性。

近年来，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SDH）被公认为是影响健康结局的关键因素。全球每年约有87.1万人因孤独与社会隔离而过早死亡，而传统医疗体系往往忽视对这些“非医疗性”因素的干预，不仅削弱了个体的健康恢复能力，也进一步加重了医疗负担。

在此背景下，构建以人为本、整合医疗与社会服务的新型卫生服务模式，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战略的重要转向。其中，社会处方（social prescribing，SP）作为连接医疗服务与社区资源、回应社会健康问题的创新实践模式，日益受到各国政策重视。该模式不仅打通了传统医疗服务在健康促进和慢病管理方面的“最后一公里”，还在提升居民健康福祉、促进资源整合、

推动健康公平和降低卫生支出上展现出积极成效。

例如：

• 英法跨国研究显示，69%的参与者孤独感显著改善；

• 英国试点该模式后，心理危机急诊就诊量下降59%；

• 芬兰借此扩大农村卫生服务覆盖，缩小健康不平等。

尽管SP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其发展仍面临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跨部门协作机制薄弱、效果评价体系不健全、资金可持续性不足等结构性难题。The Lancet指出，该模式的实施高度依赖社区资源和志愿者网络，且易受财政波动影响。我国SP尚处于概念引入和初步试点阶段，研究探索有限，制度基础尚不稳固。

因此，本文系统梳理全球社会处方相关研究与实践的关键要素和实施困境，结合我国健康治理背景和基层服务能力，提出本土化SP发展路径，为推动以主动健康为导向的初级卫生保健模式改革提供参考。

SP起源于英国全科医学实践，其核心理念认为社会心理因素与生物医学因素在影响个体健康方面同等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将SP定义为：由医疗保健或社区识别个体健康需求后，协同制定个性化非临床处方，并将患者转介至社区进行系统干预，以提升健康福祉、增强社区联结和减少医疗资源依赖的行为。该模式通过动员公共健康资源，实现医疗资源与社区服务的有效连接，推动以人为中心的主动健康管理，见图1。

2022年WHO提出SP七步实施框架（需求调研、团队组建、流程制定、资源评估、培训动员、能力建设、效果评估），旨在为标准化实施提供指导。链接工作者（link workers，LWs），也称作社区导航员、健康培训员，是SP实施的关键枢纽，在医疗机构和社区居民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协助识别需求、制定目标和链接资源，推动行为改变和持续参与，见图2。英国已建立LWs国家资质标准与能力框架，在初级保健中设置专职岗位并强化培训认证。

本文以WHO2024年发布的SP全球报告为基础，以“SP”为核心检索词，系统检索并分析了相关学术文献、政策文件、政府与机构官方网站信息及项目报告。研究范围覆盖全球31个国家（含24个发达国家和7个发展中国家）的SP实践案例，并进一步归纳了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实施场所、工作人员、供资机制、效果评价等关键要素。

约90%国家中，SP服务对象为轻、中度心理问题者、社会孤立者、慢性病患者、老年人、复杂生活困境者、肥胖人群及不健康生活方式人群。此外，还包括少数族裔群体、失智症患者及未限定群体。

近半数国家将轻、中度心理问题者、社会孤立者及慢性病患者列为优先服务对象。鉴于孤独感与抑郁、认知衰退、心血管疾病、死亡等呈独立相关，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正显著加大对早期社会心理风险的干预力度。慢性疾病患者作为最广泛的服务对象之一，各国引入社会支持、行为赋能等SP策略以有效提升慢性病患者行为管理依从性。

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将老年和复杂困境群体作为重点服务对象，而将肥胖、不健康生活方式及特殊群体列为重点服务对象的国家占比不足五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已覆盖上述各类重点人群的国家中，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占比≥80%），发展中国家的SP服务在人群覆盖范围和干预深度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全球SP服务包括：艺术文化处方、教育与生活支持处方、自然与运动处方、健康管理支持处方、社会支持与参与处方、信息处方及特定文化适配项目等7大类，见表1。

发达国家呈现多元化趋势，而发展中国家更侧重基础性支持。其中，艺术文化处方的实施最为普遍，具有非药物、低门槛的特征，深受老年及心理亚健康人群欢迎。超半数国家已推行运动锻炼、自然疗愈、健康管理支持等，强调提高自我管理能力与身心整合干预。总体来看，全球主流服务内容集中于促进心理健康、提升社会联结、改变健康行为等方面。

从服务实施场所看，SP主要在基层社区、医疗机构、第三方机构（如文体场馆）、线上平台及自然开放空间实施。基层社区占比近80%，形成以社区为基础的多场景拓展格局。线上平台在近几年逐渐兴起，提升了服务的可达性与灵活性。部分发达国家探索了医疗机构与社区整合的连续照护路径，如新加坡的健康社区医院试点，推动其从急性治疗向社区康复与再融入的顺利过渡。

在发达国家，SP通常由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LWs和服务执行者三类人员协同完成：（见表2）

• 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作为“第一接触点”，识别患者的社会心理需求。

• LWs制定个性化方案、协调资源并跟进。部分国家已探索数字化平台辅助管理方式，推动链接模式向智能化、去中心化方向演进。

• 服务执行者提供康复、社交、培训等多样服务。

英国、法国、西班牙等部分发达国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实施闭环。我国江西上饶SP试点，虽提升了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与认知功能，但仍以医疗机构为主导，社区专业力量薄弱；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普遍依赖社会志愿者开展社会服务，因缺乏系统培训和组织保障，服务持续性和专业性不足，亟待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

稳定的资金来源是SP实施的核心挑战之一。部分发达国家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多元供资体系，政府财政是主要来源，18个国家明确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承担主要经费，同时依托慈善组织、国际发展机构及政策性公益机构（如国家彩票基金会）补充——

• 爱尔兰通过全爱尔兰SP网络实现从第三方推动到国家协作的升级。

• 荷兰、葡萄牙、芬兰等还引入保险机构、学术研究机构和相关企业作为重要补充。

• 美国则尝试居民自付与企业联合供资模式，以提升成本效益。

发展中国家整体处于资金探索阶段，多为短期项目型资金，缺乏政策保障和系统性设计，亟须政府政策引导和财政投入。

SP在改善心理健康、增强社会联结、提升生活质量、优化医疗服务利用等方面成效显著，但评估指标异质性大，缺乏统一标准，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尤为有限。评估体系通常采用微观—中观—宏观多层级设计，通过混合方法评估健康状态、服务利用率、社区归属与联结、医疗成本效益等维度。

爱尔兰、英国等国已将评估嵌入数字平台，如本土资源地图项目（local asset mapping project，LAMP）平台和mPower，以实现动态跟踪。

但多数国家仍面临纳入指标不全、数据收集与评估不足等问题，如韩国数字SP局限于个体评估，宏观层面仅纳入1项经济效益指标，缺乏社区关系与资源利用维度，亟须加强评价标准建设和数字工具研发。

全球SP在内容多样化和跨学科协作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面临服务标准不统一、评估体系薄弱、资金可持续性差等共性挑战。我国需立足国情，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从以下6方面取得突破。

英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已将孤独隔离老年人口、精神健康问题者作为核心服务对象，并建立分层干预标准（如威尔士多层级干预方案）。

我国基层健康管理虽通过“两慢病”全周期健康管理覆盖重点人群，但对孤独等社会心理健康问题关注不足。《2022年中国老年心理健康白皮书》显示，约63%的老年人存在孤独感，且独居比例逐年上升。因此，建议在原有慢病管理的基础上，将老年孤独群体纳入优先服务对象，探索以生活场景为导向的分级干预策略，推动地方试点融入精神健康与社交促进要素。

威尔士“健康生活处方”利用社区场馆、公园等非医疗场域构建高覆盖率支持网络。

相较之下，我国应构建“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区支持-高校助力”协同机制：

•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活动室等公共区域推行“低租金”或“零租金”开放；

• 鼓励健康文化企业以“基础服务公益化、增值服务市场化”模式参与供给；

• 引入“时间银行”，动员低龄健康老年人等社区内生力量参与互助；

• 联动高校志愿服务，引导医护、公共卫生等专业学生进入社区形成公益志愿循环。

从场所支持、市场补充、社区动员和专业人力输送4大维度形成互补，构建多方协同的持续服务供给体系。

爱尔兰LAMP平台与法国“互联社区”模式通过数字平台整合医疗、社会、心理、法律等服务资源，实现一站式转介与跟踪。

我国社区组织、卫生健康、民政等部门联动机制有待优化，建议由卫生健康和民政部门牵头制定部门协同框架，开发数智化SP导航系统，整合辖区内外可用场地设施、专业服务、志愿力量，形成动态的“社区健康资源地图”，促进需求导向的服务精准匹配，为居民提供可操作化信息路径（服务、时间、地点、责任机构、联系方式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促进健康公平。

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将LWs纳入标准化职业体系并建立国家级培训考核机制，西班牙则实施分层培训模式（8小时医生认证课程和3小时社区代理人短训课程）。

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岗位标准，服务多由社工或志愿者兼职承担，缺乏核心能力培训与考核机制。建议结合国情，制定SP工作者胜任力框架和岗位标准，纳入基层卫生人才培养和继续教育体系，逐步建立起职业化、标准化的人才供给体系。

英国将SP纳入医疗预算，荷兰实行医疗保障部门与地方政府协同的管理式竞争，美国则广泛引入市场化机制。

相比之下，我国目前仍主要依赖地方财政，资金来源单一，且社会办医及民营机构的公信力有待提升，以及公众“重治疗、轻保健”的传统观念，共同制约了SP的市场接受度。建议从3方面进行改革：

• 审慎推进医疗保险试点。优先利用结余资金实施经科学验证的、具有成本效益的SP服务项目。同步建立服务规范标准、成本监控体系及商业保险补充机制，在严格控制基金赤字风险的前提下稳步推进。

   

• 建立健全多元激励机制。借鉴杭州“小哥驿站”政府购买服务和滨江“多代同楼”政企合作模式的成功经验，通过税收减免、服务采购、公益创投等策略激发企业参与活力，同时完善监管体系，规避公益服务过度商业化风险。

   

• 逐步探索个人共付机制。尝试推行健康账户分段自付等模式，逐步引导个人承担适当比例费用，最终构建起“政府主导、市场参与、个人分担”的多方协同可持续筹资体系。

部分发达国家已建立覆盖微观—中观—宏观的三级评估体系，通过数字平台实现动态追踪，但高质量证据仍不足。

我国尚缺乏系统化评估框架和长期实证数据，制约公众信任和社会参与——

• 建议构建综合评估体系，从个体、社区、医疗系统层面进行综合评价，见表3；

• 基于用户体验完善数字生态包容设计；

• 引入物联网、大语言模型等技术开发适老化平台，增强用户依从性，保障长期数据采集，见表4。

SP作为融合医疗与社会资源、强调个体参与的初级卫生保健创新模式，是推动健康治理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型的重要抓手。本文系统梳理全球实践，深入剖析我国SP发展的6大核心挑战与方向，旨在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可复制推广的本土化模式提供参考，为建立以主动健康为导向的整合型服务体系注入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