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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部的前世今生

来源:庐陵观止  作者:邹连超  发布时间:2026-11-16  大 | 中 | 小

 

博士最多却最难证明价值:医学部为何总在自证有用

 

在医药企业的组织架构中,医学部是一个最特殊的存在。

  

论学历,它可能是全公司博士最密集的部门之一;论专业,临床医学、药理学、循证医学、统计学,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有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论工资,一个成熟的医学总监,待遇未必比销售总监差多少。

  

但到了年底开预算会,情况就不一样了。

  

销售部门可以拿出回款和增长率,市场部门可以讲产品份额和竞争格局,准入部门至少还能拿出医保目录、医院覆盖和支付进展。

  

轮到医学部,常常只剩下几份研究方案、几篇尚未发表的论文、一批专家拜访记录,以及几场效果说不清楚的学术活动。

  

老板问,你们今年到底创造了多少价值?医学总监往往要花半个小时解释,为什么医学价值不能简单用销售额衡量。

  

解释得越久,老板可能越没有耐心,除非这个老板就是科研出身。

  

这是医学部在中国药企一个相当典型的生存困境。

  

一个以科学为立身之本的部门,最终却不得不接受商业组织的考核。它既不能完全成为销售,又不能脱离销售所创造的收入独立生存。

  

罗永浩那话怎么说来着,你要被包养了,就不要谈独立人格,否则很奇怪。

  

理解医学部,不能只看它今天负责什么,而要回到它诞生的时代。

  

有意思的是,今天刻意强调与销售保持距离,独立人格的医学事务体系,当年恰恰是从销售队伍里长出来的。

  

医学部的祖先,其实是医药代表

 

1967年,美国普强制药公司(Upjohn,后来并入辉瑞)组建了一支特殊队伍,称为Medical Science Liaison,医学科学联络官,简称MSL。

  

这是现代医药行业MSL职业发展史上公认的重要起点。最初的成员,并不完全是人们今天想象中穿着白大褂的医学博士,而是一批具备较强科学知识的销售代表。

  

原因非常现实。

  

随着药物机制和临床研究日趋复杂,普通销售代表越来越难回答研究型医生提出的专业问题。公司需要有人能够读懂论文、理解研究设计,并与临床专家开展有深度的科学交流。

  

MSL就这样诞生了,这段历史渊源颇具讽刺意味。

  

医学事务最早并不是为了对抗商业化,而是为了帮助商业化解决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

  

此后几十年,医学事务经历了漫长的身份改造。

  

20世纪80年代,一些药企开始提高MSL的专业门槛,医学、药学及生命科学博士逐渐进入这个职业。

  

到了90年代至21世纪初,药企的合规压力越来越大,处方药推广、超说明书使用、专家合作等活动受到更严格的审视。

  

科学交流与商业推广,必须有更加清晰的边界。

  

医学事务由此逐渐从销售和市场体系中分离,发展出更加独立的职能和汇报关系。

  

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夜完成,各国法规和企业实践也并不一致。

  

2021年,国际医学事务专业组织联合发表的MSL最佳实践立场文件,已经明确强调:MSL应当独立于销售指标和促销活动,不能以处方量或销售目标作为绩效考核依据。

  

从销售代表中选拔懂医学的人,到医学博士承担独立的科学交流工作,这场变化耗费了半个多世纪。

  

医学事务的独立不是因为它比销售高级,而是因为药企逐渐认识到,商业利益无法替代科学判断,有些工作如果完全交给销售负责,就会损害医学信息的可信度。

  

医学部开始拥有一种特殊权力:它可以告诉商业部门,哪些话不能说,哪些结论证据不足,哪些研究需要重新做。

  

问题也从这里开始。

  

一家以赚钱为目的的企业,究竟愿意给一个不直接负责赚钱的部门多少权力?

  

医学部来到中国,先学会的是服务销售

 

中国医学部的发展,跟欧美时间表不太一致。

  

20世纪80年代,西安杨森、上海施贵宝等早期合资药企进入中国,带来了现代医药代表制度和产品学术推广体系。

  

90年代,跨国药企进一步扩张,国内医药营销开始形成产品经理、销售经理、医学支持人员之间的初步分工。

  

但这时候,医药企业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证据缺口,而是怎么把药卖进医院。

  

一个销售代表拜访医生,医生问产品和竞争对手相比有什么优势,代表回答不上来,就找产品经理;产品经理解释不清楚临床试验,就找医学人员。

  

医学部因此获得了第一批稳定的工作:整理文献、制作学术幻灯片、培训销售人员、解答临床问题、邀请专家参与学术交流。

  

这些工作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当时中国医药行业的临床研究与循证医学教育仍在发展,跨国药企的医学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医药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只是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说,医学部门从成立之初就存在身份偏差。它名义上承担医学事务,实际却被当作市场部的技术后台。

  

产品经理提出传播主张,医学人员去找支持文献;销售总监希望突出某种临床优势,医学人员去寻找对应证据;营销会议需要学术内容,医学人员负责制作材料。

  

如果文献刚好支持商业诉求,一切顺利。

  

如果不支持呢?

  

真正具有独立性的医学部门应当明确说明证据局限。

  

可是对于依附市场体系生存的医学人员来说,拒绝商业部门的要求,可能意味着减少自己的组织价值。

  

于是,一种微妙的职业分化出现了。

  

有些医学人员越来越懂商业,逐渐转向医学市场或产品管理;另一些坚持科学独立性,进入专门的医学事务体系。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长期停留在专业服务岗位。他们有医学经理的头衔,却没有医学策略的决策权。

  

行业公认的时间点是,2010年前后是医学事务和MSL队伍加速发展的时期。

  

这与外资药企在中国的组织扩张大体一致,但国内企业,也埋下了医学部一个延续至今的问题:

  

医学专业能力可以靠招聘建立,医学事务的组织地位却不是招聘几个博士就能获得的。

  

医学部最风光的年代,恰恰是中国药企开始讲创新的时候

 

2015年以后,中国创新药产业逐渐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药品审评审批改革、资本市场支持、创新药研发投入增加,一批本土创新药企业开始建立自己的医学事务团队。

  

这个时期,医学部的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的仿制药企业,拿到批文以后,商业部门关心的是招商政策、销售队伍、医院覆盖和终端动销。

  

创新药却没有这么简单。一个新药即使获得批准,也未必意味着医生理解它的临床价值,更不意味着它能够进入诊疗指南、获得合理支付或者被临床广泛采用。

  

特别是在肿瘤、自身免疫、罕见病等领域,商业化越来越依赖复杂的临床证据。

  

比如:关键研究的终点怎么理解?与现有标准治疗相比究竟改善了什么?亚组分析有没有统计学意义?真实临床中哪些患者更适合使用?长期安全性还有哪些不确定性?

  

这可真不是多招几个销售代表,多背几张片子就能解决的问题。

  

医学部的业务范围开始向上市前延伸,甚至参与临床开发计划、目标产品特征(TPP)讨论、关键证据缺口识别和上市后研究规划。医学策略、医学科学联络、医学信息、医学沟通、真实世界证据、医学教育等职能也逐渐走向专业化。

  

国际医学事务专业协会MAPS如今将医学事务定位在临床研发、商业化与科学交流的交汇处,强调证据生成、医学策略、科学沟通与医学治理等能力。

  

医学部第一次有机会真正参与产品生命周期的核心决策。

  

不过,扩张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一些企业尚未弄清医学部究竟应该负责什么,就先招聘了一批医学总监、医学经理和MSL。

  

招聘时谈的是医学战略,入职后做的是专家拜访。原本计划建设完整的上市后证据体系,最后变成配合市场部完成每月专家活动。最初希望医学部参与产品定位,真正开决策会时,商业部门已经把定位确定好了。

  

医学总监只需要判断,能不能找到支持这个定位的文献。医学部的人员编制扩大了,但医学部的权力未必同步扩大。

  

甚至出现一种情况:企业越强调医学驱动,医学人员就越容易被要求证明自己能够帮助销售。

  

一些公司给MSL制定专家覆盖量、拜访频次、学术会议数量等指标。指标本身可以用于管理工作过程,但当专家覆盖开始与区域销售增长挂钩时,医学与商业的界限便重新模糊。

  

半个世纪前,医学科学联络官为了补充销售的专业能力而诞生;

  

半个世纪后,一些中国药企又把医学科学联络官重新变成了高级学术代表。

  

历史绕了一圈,足够讽刺和黑色幽默。

  

集采、反腐与支付改革,让医学部迎来第二次身份危机

  


  

 

2018年底启动的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改变了大量成熟药品的商业模式。

  

此后,集采扩围、医保谈判常态化等变化进一步影响了药企的资源配置。

  

对医学部而言,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好与坏的二元论断。

  

对于部分成熟仿制药,原来依靠差异化学术推广维持的市场空间被压缩。

  

过去,一个产品有专门的医学经理,有区域学术团队,开展大量临床科室会议和专家交流。进入集采之后,产品价格和销量越来越受集中采购规则影响。

  

企业自然要问:既然价格由集采决定,医院使用量受到采购协议约束,为什么还要维持原来的医学投入?

  

对于缺乏真实临床差异的产品,这个问题尤其难以回答。

  

医学部门不可能靠增加文献数量,把一个临床价值高度同质化的产品重新包装成创新药。但是另一边,创新药和部分具有差异化价值的药物,对医学证据的需求反而增加。

  

1)医保部门关心的是相对于现有治疗的临床获益、比较效果、预算影响及经济性。

  

2)医院关心的是诊疗需求、药品安全、适用人群与管理成本。

  

3)临床医生则更关注具体患者是否真正获益。

  

同一组临床试验数据,面对不同决策者,所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医学部必须从过去的文献解读者,逐渐成为证据缺口的识别者和证据生成的参与者。

  

2025年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将学术拜访、咨询服务、捐赠赞助、临床研究等九类场景列入风险识别与防范范围。

  

这对医学部提出了另一层要求:医学活动必须具有真实、独立、可核验的科学目的,而不能简单作为商业推广活动的替代形式。

  

过去有些企业觉得,销售不方便出面,就让医学人员出面;市场活动不好安排,就包装成医学咨询或科研合作。

  

现在这套思路面临更严厉的审视,合规要求提高了真正医学事务的价值,也压缩了那些依附营销活动生存的伪医学岗位。

  

这意味着未来医学部门可能同时发生两件事:部分研究型医学岗位更加重要,而大量重复性的学术支持岗位则面临成本审查。

  

医学部真正的生存逻辑,是三笔不同的账

  


 

 

医学部的尴尬,本质上来自它与商业部门使用了不同的时间尺度。

  

销售总监计算的是季度、年度业绩;产品经理通常围绕年度营销计划配置资源;医学总监面对的却可能是一项两年才能完成的研究、一篇迟迟无法发表的论文,或者某个必须通过长期临床实践才能解决的科学问题。

  

大家坐在同一间会议室,实际上使用着三套不同的账本。

  

1)第一笔账:医学部是成本中心,还是风险控制中心?

  

一份学术材料发布之前,医学人员需要审阅产品宣称、文献引用、研究终点、统计结果以及安全性表述。市场人员希望把话说得有吸引力,医学人员则必须确认每一句话是否有足够证据。

  

比如,一项研究只在探索性亚组分析中发现某种潜在获益,市场部门希望将其概括为产品优于竞争对手。医学部必须判断,这种解释是否超出了研究设计和统计证据能够支持的范围。

  

一旦拒绝,市场部门可能认为医学人员不懂商业。但这恰恰是医学部应当提供的专业价值。它避免企业对临床证据作出不当解释,降低错误信息传播和相关合规风险。

  

问题在于,避免发生的风险,很难反映在年度利润表中。

  

2)第二笔账:医学部生产的是活动,还是企业长期拥有的证据资产?

  

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区别。

  

一家企业花费大量预算开展学术会议,会议结束,专家散去,费用核销,可能什么长期资产都没有留下。另一家企业围绕明确的临床问题开展上市后研究,形成质量可靠的患者数据、科学分析和公开发表成果。

  

后一种投入未必能立刻提高销量,却可能在未来支持合理用药、回答临床疑问、完善安全性认识,或在适用的情况下为准入和支付评价提供参考。

  

当然,并不是所有真实世界研究都有这种价值。一项没有明确研究问题、没有合理对照、缺乏偏倚控制、数据质量无法保证的观察性研究,即使样本量达到上万例,也不一定比一场扎实的医学教育活动更有价值。

  

如果一开始就规定研究必须证明产品有效,那么医学研究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科学独立性。

  

医学部最有价值的工作,不是把研究数量做上去,而是判断什么问题值得花钱研究,什么问题根本不值得研究。

  

3)第三笔账:医学部究竟有没有权力影响资源配置?

  

这才是决定部门地位的关键。

  

假设企业准备上市一个镇痛新药,销售部门认为市场空间巨大,市场部门计划举办全国专家启动会,准入部门开始准备医保申报材料。

  

医学部在分析现有临床数据后发现,该产品在某些具体手术场景下的定位仍不清晰,与标准治疗的比较证据不足。

  

这时候医学总监提出,应当优先针对明确的临床证据缺口开展研究,而不是立即将大量预算投入推广活动。

  

如果公司认真讨论这一建议,调整研究优先级和上市后医学计划,医学部就开始参与战略决策。如果管理层回答,研究以后再说,今年先把销量做出来,医学部实际上仍然只是支持部门。

  

真正区分医学部地位的,不是医学总监能不能参加经营会议,而是他的科学判断能否改变企业的决策。

  

也不是医学部必须压倒销售部门,科学证据有局限,研究投入也有机会成本。

  

医学部需要向管理层说明研究能解决什么问题、需要多少资金、多长时间以及失败风险,而不是简单要求企业尊重专业。

  

没有商业理解的医学部,容易成为昂贵的学术机构;

  

没有医学约束的商业化,则可能不断透支产品的科学可信度。

  

未来的医学部,可能分化成三种命运

  


  

 

把医学部看作一种统一的职业体系,本身就存在问题。

  

同样叫医学总监,在跨国创新药企业、本土仿制药企业和中成药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可能完全不同。

  

有些负责全球临床研究结果在中国的医学转化,有些专注于上市后证据,有些主要承担学术推广支持。

  

因此,未来医学部的分化,可能比市场部和准入部门更加明显。

  

1)第一类,是被压缩成学术支持岗位的医学部。

  

这类部门主要负责制作PPT、培训销售、组织会议、审阅材料、联系专家。

  

这些工作有必要,但大部分属于流程型服务,可以通过共享团队、外部专业服务商或数字化工具提高效率。尤其是标准化文献整理、基础幻灯片制作和常规医学信息检索,随着人工智能工具成熟,单纯依靠这类技能的岗位会受到更大压力。

  

但专业医学审核、复杂证据判断和合规责任,不能因此直接交给自动化工具。

  

2)第二类,是围绕产品价值持续建设证据的医学部。

  

它需要具备临床研究、医学策略、统计分析、真实世界研究和跨部门合作能力。

  

其工作不再局限于产品上市以后,而是更早介入临床开发与价值定位。

  

比如,一个研发项目在准备注册研究时,就应当考虑未来临床实践是否需要更多长期结局、患者报告结局,或者针对中国诊疗环境的证据。如果注册研究结束才发现这些证据缺失,上市后再去补,成本和时间都可能成倍增加。

  

医学部需要识别这些问题,但不能越过研发、注册和临床开发部门独自决定试验设计。

  

3)第三类,是进入企业核心决策体系的战略医学部。

  

这类部门可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也承担更高的责任。

  

它要帮助企业回答:哪些医学问题值得解决,哪些产品需要继续投入证据建设,哪些疾病领域存在真正未满足的需求,哪些研究项目应该停止。

  

医学部不负责制定药品的最终商业价格,但可以影响企业对临床差异化价值的认识。不能直接决定医保支付,但应当与准入、卫生经济学及结局研究团队合作,建立能够经受专业评价的证据体系。不能替销售完成市场开发,却可以为合理临床应用提供可信的科学基础。

  

这时医学总监不再只是专业人员的管理者,而是企业临床价值判断的重要参与者。

  

不过,这样的岗位不会无限扩张。

  

真正需要复杂医学战略的产品和企业是有限的,能够同时理解临床研究、医疗体系、支付机制和企业经营的人才,也不是简单依靠学历就能培养出来的。

  

医学部最后的考验,不是科学能力,而是组织地位

  


 

 

医学部的历史,其实是药企内部一个长期存在的权力关系博弈。

  

研发部门能够获得权力,因为它掌握产品创新与注册开发;销售部门能够获得权力,因为它直接创造收入;准入部门能够获得权力,因为医保、采购和医院准入能够影响产品的市场机会。

  

医学部的权力从哪里来?

  

它既不直接拥有产品销售收入,也不天然掌握药品价格或准入决定权;它拥有的是对医学证据的专业解释能力,以及在合适的组织机制下参与证据建设和医学决策的资格。

  

但专业能力并不自动带来组织权力。

  

一个医学总监,即使能够读懂所有临床试验,也未必能说服总经理追加研究预算;一个医学博士,即使能够指出产品的证据不足,也未必能阻止商业部门继续执行不合理的推广策略。

  

学历在这里并不构成决定性优势,更残酷的现实是,一家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医学部,往往在它选择产品和商业模式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如果一家企业依靠成熟仿制药、低价销售和渠道覆盖生存,它未必需要庞大的独立医学事务组织。

  

如果一家企业拥有多个创新药产品,面临复杂的临床证据、治疗定位、真实世界使用和支付评价问题,那么缺乏有能力的医学事务体系,反而可能付出很高的代价。

  

医学部的组织价值,必须建立在真实的业务问题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医学事务应该受到重视的理念之上。

  

这也是为什么医学部经常遭遇一种颇为矛盾的处境。

  

公司困难时,医学部因为不直接产生收入,可能首先面临预算压力。

  

公司发展顺利时,医学部又因为业绩无法直接归因,很难分享商业部门的组织权力。

  

如果它不能建立可信的成果评价机制,几篇论文、几场会议、几个专家项目,很容易成为财务部门眼里的成本。

  

医学部最终要证明的,不是今年开了多少场会、拜访了多少专家,而是通过科学判断和证据建设,究竟帮助企业改善了哪些重要决策。

  

而企业管理层也必须接受一个事实:有价值的医学工作,不一定能够在当年的销售报表中体现。

  

医学部门的真正成熟,是科学专业性与商业判断之间建立清晰的责任边界,而不是让一方彻底服从另一方。

  

脸色难看,门更难进

  


 

 

1967年,医学科学联络官诞生于医药代表队伍之中。此后几十年,医学事务不断尝试摆脱对销售的依附,建立自己的专业身份。

  

今天,中国药企又开始重新审视医学部的成本、效率和价值。

  

历史似乎回到了原点,但医学部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变了。

  

过去,企业需要一个懂医学的人,帮助它把药卖出去。

  

未来,企业更需要有人能在投入巨额资源之前,判断一种药究竟具备什么临床价值,还缺少什么证据,以及哪些投入真正值得。

  

医学部最重要的能力,不是帮助企业证明所有产品都是好产品,而是在企业最想相信某种商业判断的时候,仍然能够指出证据的边界。

  

一个部门什么时候真正有了地位?

  

大概是它不仅有资格告诉老板应该做什么,也有资格拿出充分证据,解释为什么有些生意不应该这样做。

  

而老板愿意认真听完。

  

这才是医学部从学术支持走向医学决策,最难跨过去的一道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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