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在其最著名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出版）中，极为准确地预言了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后果。在计划经济垮台之后，那些现在才发现这本书的人可能会问自己："哈耶克说得这么清楚，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政治家都不知道？这一点如此清晰，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政治家和中央情报局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反而被引入歧途呢？

他们确实误入歧途。早在1984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就在《纽约客》上撰文指出，苏联经济正在取得巨大的物质进步。他的证据是街上人们明显的福祉、高峰时段的交通以及公寓房的普及。他将这一成功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与西方经济相比，苏联的制度充分利用了其人力。工作保障带来了幸福。持这种观点的知名经济学家绝不止加尔布雷思一人。

几十年来，直到第11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几代执业经济学家都是在他的教科书上长大的——一直在告诉学生，"认为东欧大多数人都很悲惨是一个庸俗的错误"。该书第11版删除了"庸俗"一词。1985年出版的第12版最终删除了这句话。他用这样一个问题取而代之，“相对于政治压迫，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取得的经济收益是否值得”，但这是对数千万人被杀害、饿死、被随意关进监狱遭受长年累月的折磨的一个委婉说法，他在教科书中没有提及这些惨剧。他的教科书随后声称，这种成本效益分析是"人类社会最棘手的困境"之一。

这就是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萨缪尔森先生的“深邃思想”。然而，40年来，萨缪尔森先生的教科书成为了标准，哈耶克的著作不过是脚注而已。这些观点是否影响了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实力的高估，历史学家将作出判断。当然，这些经济学家对伪装成"科学"的中央集权经济学所能实现的目标的看法，并没有受到影响。

哈耶克不仅在"计划经济的错误"（他的另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的副标题）上是正确的。他在一系列更狭义的问题上也是正确的。他与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者——主要是后者——进行了辩论。在每一个问题上，哈耶克的分析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凯恩斯主义者的分析则不然。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有一点需要说明：区分哈耶克与务实、非学术的凯恩斯的辩论，与他和凯恩斯的追随者之间的辩论，这是有原因的。在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一段很少被引用的对话中，当凯恩斯被问到他是否对他的追随者使用他的思想的方式感到不安时，凯恩斯回答说"哦，他们都是傻瓜"。(遗憾的是，尽管凯恩斯曾承诺会将自己的修正观点写下来，但他去世得太早，未能以书面形式承认自己的错误。尽管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再也没有使用过后来被用来标识“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或语言）。

现在回到问题上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凯恩斯主义者主张政府可以通过观察诸如国民生产总值（GNP）、投资总额、国民储蓄等向后看的综合数字来制定政策。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萧条的发生是由于"动物精神"，即人们从乐观到悲观的莫名情绪波动。但是——请屏住呼吸——睿智的凯恩斯主义政治家和官僚们会查看政府统计局提供的数字，并知道如何以及何时对大众的情绪波动进行补偿。当人们变得悲观时，政府就会通过增加公共开支和印制更多钞票来刺激"总需求"；当"太多 "人就业，通货膨胀成为威胁时，国家就会削减开支，关闭货币供应闸门。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通过巧妙地拉动和推动这些财政和货币杠杆，政治家们可以（也应该）对经济进行微调，使其保持在充分就业、无通胀的凯恩斯主义天堂。

“这是垃圾”，哈耶克说，他还写了《“总量”的误用》（Misuse of Aggregates）一文，这一主题不仅是关于投资的，也是关于物价水平的。哈耶克之所以说它是垃圾，不仅因为总量数据是向后看的，容易产生误导，还因为尽管每个人都会犯错，但人们并不会同时变得悲观或乐观。他还写道，官僚们不可能知道如何做出明智的支出和投资决策，因为他们缺乏深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只能来自于数百万人在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间的不断试错。在《经济学与知识》、《作为发现程序的竞争》、《知识的僭妄》等一系列著作中，哈耶克揭露了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傲慢和自负，他们认为自己的知识优于大众积累的经验，而后者的知识体现在被创造的新企业和新市场中。流动性强的"垃圾债券"市场和杠杆收购的出现，都创造了一个企业控制权市场，这也都体现了哈耶克的“发现过程”的思想的一个方面，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则反映了另一个方面。

哈耶克认为自发形成的市场优于中央指挥，这一观点的另一个方面现在每天都反映在网络上。网络大大降低了创建新市场的成本。eBay和亚马逊提供的拍卖，或新的小型纳斯达克（如Chemdex提供），也说明了哈耶克的观点，即发现——技术发现——如何使分散的知识被迅速吸收，以及如何反过来创造新知识。换一种说法：哈耶克证明，即使是拥有最强大计算机的官僚，也不可能比数百万每天从事这些物品交易的自利者更了解如何为鸡、小麦、鸡蛋、高速公路、学校、水和债券定价。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他们知道得更多。而且，在特定形势下，政治家们——当然，是在凯恩斯主义顾问的协助下——也懂得如何操纵货币政策。他们认为，通货膨胀可以创造奇迹，减少失业。他们甚至给这种观点起了个名字，叫做"菲利普斯曲线"，几十年来，美国和西欧的政策都是根据这条曲线制定的。

哈耶克说，这更是垃圾。哈耶克撰写了大量关于通货膨胀的短期和长期危害的文章，他把通货膨胀比作毒瘾，认为通货膨胀是就业的大敌，高就业率与低通货膨胀率是一致的。事实证明，他的观点也正确的。

他还研究了大众预料之外（unexpected）的“通货膨胀政策”对政治稳定、对财产所有者和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的不利影响，以及对货币贬值与对合同协议的影响等更为广泛的后果。在《华尔街日报》和《福布斯》等部分媒体的不断帮助下，撒切尔夫人、罗纳德·里根等政治领袖将凯恩斯主义理论抛到了九霄云外，通过消除通货膨胀，使经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哈耶克还涉及了媒体在防止人们陷入学科盲点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一主题。

简而言之：哈耶克指出，为了确保繁荣，我们必须从更广阔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陷入琐碎的技术性问题。我们必须确保法律允许人们进行试验，确保这些法律不仅规定了这些权利，而且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和警察来执行这些权利；确保信息来自许多独立的来源，也不能孤立地研究经济学。相比之下，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一种听起来中立的理论，它带有科学的伪装，忽视了政治制度。

从更广泛的问题到更狭隘的问题，哈耶克预见到了社会保障将面临的困难，因为它将从一个旨在缓解贫困的温和计划——哈耶克从未质疑过这种安排的必要性（尽管他的攻击者并不这么认为）——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收入再分配庞氏骗局。他预见到了国有化医疗和教育质量的下降，以及高税收的破坏性影响。哈耶克并没有宣扬无政府主义甚至激进的自由主义，他认为政府在国防、反垄断执法、有限的安全网计划等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他认为，将高达25%的国民收入用作政府的资金（在战争和其他国家紧急情况下可以更多）是可以接受的。但他担心政府倾向于不受限制，并敦促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医疗、教育和其他政府提供的商品私有化。人们有理由推测，哈耶克对于他去世后这些年电力、电信和交通等领域的私有化或许会感到满意，但未必会感到特别意外。

哈耶克在论述自发（而非有计划）的发展的重要性时明确指出，他对竞争的看法与商人们一直以来对竞争的看法如出一辙：这是一个试验（experimentation）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雄心、思想、制度、资本和运气都相互作用，产生信息。人们吸收这些信息，纠正过去的错误，发现新的模式。比尔·盖茨最初错过了互联网。但随着信息的积累，他的公司迅速做出反应，并蓬勃发展。史蒂夫·乔布斯创造了个人电脑市场，却没有意识到其商业潜力。苹果公司一错再错，逐渐落后。尽管十年后，史蒂夫·乔布斯不仅复兴了他创立的公司，还在计算机动画领域发现了新的机遇。

将哈耶克的丰富观点与教科书中的微观经济学相比较，会发现教科书中没有企业家，没有风险承担，也没有提出如何为风险承担提供资金、创建流动市场或在公司建立（或未能建立）内部安排以防止长期错误的问题。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中没有人们对新想法下注的概念，也没有为这些想法提供资金，并将其推向市场的必要条件。当我们把许多被称为 “微观经济学 ”的东西，与通过阅读哈耶克可以学到的商业知识以及历史、法律和哲学知识进行比较时，就会对哈耶克缺乏影响力感到更加困惑。

然而，无风不起浪。哈耶克在过去四十多年间在学术界和公共讨论中相对被忽视，这种状况本身也蕴含着一些深刻的教训。让我们来审视这些教训。

社会模式：先生活，后哲学

人们如何知道共产主义是否好，社会主义是否更好，创业型资本主义（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是否是一种改进，以及创业型资本主义是否是所有制度中最好的制度，能够让人们实现自己的梦想？显然，最好的检验方法就是让人们用脚投票。毫无疑问，今天人们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开放的资本市场是最好的制度。人们排起长队等待入境，如果无法合法入境，他们就试图非法入境。

但在某些时候，美国的优势以及中央集权程度较低的经济体的优势远非显而易见。让我们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人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的是西欧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欧洲和美国的大规模失业。两者都导致了政治变革，伴随而来的是政府权力的急剧扩张，包括中央计划。这时，哈耶克的观点开始黯然失色。

中央计划有各种名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美国新政、希特勒德国的军事化。在美国，"平民保护团"（the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为工作营中的300万未婚青年男子提供了工作，占当时劳动力的10%以上。尽管美国其他机构提供的工资限制较少，但他们决定了就业类型。乍一看，这与哈耶克批判的苏联式中央计划并无明显区别。

就在哈耶克和凯恩斯争论不休的时候，各国在这些年里采取了各种更加中央集权的方式来管理经济，从苏联的极端化，到英国的"战略性"国有化，到德国的政府-企业-劳工公司制，再到美国的监管和新政。

事情通常就是这样发生的。人们希望先生活，后思考。恶性通货膨胀使许多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中产阶级的积蓄化为乌有。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30%的失业率和30%的通货紧缩导致了一系列银行倒闭和破产，人们的生活也因此陷入困境。人们开始寻找解决办法。关于危机原因的学术争论变得微不足道。哈耶克仍然认为，危机是"商业周期"症状，不需要中央银行或政府的干预，情况就会好转。凯恩斯则持相反的观点。

为什么凯恩斯的解决方案是正确的——即使他的愿景（vision）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哈耶克的解决方案—耐心等待—是错误的，尽管他的世界观是正确的？为什么"中央集权"能在这些情况下带来解决方案？哈耶克的分析遗漏了什么？

哈耶克等人忽略了这一点。要实现繁荣，人们必须能够获得资本。人们可以继承资本，通过储蓄积累资本，最重要的是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本。然而，如果储蓄和遗产化为乌有，银行系统崩溃——这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情况——那么，重新启动引擎只剩下两种方法，尽管这些方法都有缺陷。其一是求助于政府，政府成为最后贷款人，第二种是 “犯罪”——特别是由国家组织的犯罪。

这意味着什么？威塞克斯的伊内法律中有一条古老的条款：如果攻击私人财产的人少于七个，他们就是小偷；如果在七到三十五之间，他们就是团伙；如果超过三十五，他们就是军事远征。再乘以几千倍，就是德国20世纪30年代的军事远征这种有组织的犯罪。这种“反应”（德国的军事远征），是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和《凡尔赛条约》强加的负担导致人民财富突然消失而产生的。当突然看到自己的财富，金融市场疲软时，一些人求助于政府，另一些人则求助于被新的意识形态标签所掩盖的有组织"犯罪"。

哈耶克（顺便提一下约瑟夫·熊彼特）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看到，政府在恢复金融市场健康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在大萧条的深渊中，他们继续反对扩大信贷、降低税收和关税的尝试。这很奇怪，因为在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中，人犯错误是他分析的核心。当他在《自由宪法》中讨论"货币框架"时，他确实说过，一旦有了政府干预，一些自我调节机制就会变得"封闭"，人们必须寻找一些折衷的解决方案。然而，他从未提出过这样一个：如果在财政、货币和政治方面犯了严重错误，而这些错误又没有被立即认定为"错误"，那么人民和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仅仅说"最终"人们会发现防止这些错误发生的制度性解决方案是不够的。“最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除非政府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补偿"，再次进行干预，或者中央银行再次进行干预以纠正错误，否则"市场"无法进行纠正。“市场”如何纠正严重的财政和货币错误？市场能否"纠正"80%的边际所得税率？

的确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所能做的就是让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外流。这就是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情况，通货膨胀和高税收导致英国走向衰落。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议员坚持不懈地呼吁英国恢复企业家精神和主动性，他创建了一个智囊团，开始在英国传播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思想。撒切尔夫人对此深有体会。她在20世纪80年代受哈耶克启发制定的政策使英国成为欧盟迄今为止最具活力的经济体。

现在的情况是：20世纪30年代，政治家们把赌注押在凯恩斯的观点上，因为国家陷入了混乱，而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原因何在。凯恩斯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恰好是正确的，尽管他给出的理由是错误的，而且用的是最晦涩难懂的语言。哈耶克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他也因此被人们遗忘。40年后，英国遇到了大麻烦，撒切尔夫人在哈耶克的著作中重新发现了创业型资本主义。现在，哈耶克的框架提供了一个愿景，而凯恩斯的框架既没有提供愿景，也没有提供解决方案——他因此被人们遗忘。

对世界各国来说，有一个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它与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更广泛愿景是一致的。严重的政治、财政和货币错误一直是世界各地人民陷入困境的根源，20世纪30年代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在这种困境中，他们将赌注押在了新思想上。我们可能并不总能很快意识到这些想法是好是坏。上述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很简单：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政府少一些犯错的余地。或者，如果他们已经犯了这些错误，就应该有更多这样的制衡措施，以便更快地纠正错误。方法之一就是消除政府对"思想市场"的干预。

在什么情况下，更好的想法会赢得更快？

如今，错误的观点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今天，我们没有"言论自由"。我们有的只是大量受资助的言论。

许多推行灾难性政策的政府和得到巨额补贴的国际机构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不难找到顺从的 “学者”，用高大上的术语来美化他们服务于自己目的的政策。对于这些"学者"所提供的服务，政府会授予他们荣誉称号，并进行宣传，给他们披上"科学"的光环。但是，"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一旦被政治家们利用时，就会变得反复无常。这种情况自古就有。

当统治者希望根据星星的运行来采取行动时，他们就会设立占星顾问委员会，许多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就成了占星家。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根据复杂的逻辑计算做出预测（占星术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视为科学），即使他们根本不相信自己的预测。这就是17世纪伟大的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在他的日记中承认的。开普勒这样做是因为占星术是有报酬的，这与他研究天文学不同。

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黑格尔（Friedrich Hegel）久负盛名的原因与凯恩斯相似。他认为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有好处，所有学问都应服从国家利益，这些观点很适合他的雇主腓特烈·威廉三世，他将黑格尔奉为公认的大哲学家，尽管当时的科学家认为他是个江湖骗子。尽管如此，一旦政府支持这些思想，唯利是图的追随者就会急于将其宣扬为不朽的智慧，并将这些思想和所创造的研究领域推上神坛。

占星术、黑格尔哲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更不用提如今在学术界和公共讨论中充斥的其他十几个不太知名的知识潮流和晦涩观念——如果没有大量的政府资助或补贴，是不可能流行的。通过与政治利益的结合，以及通过资助教育将这些观点传播给后代，补贴延长了这些“政治谎言科学”的寿命和影响力。当然，人们会提出一些错误的观点：这就是科学的本质，即对观念进行实验。但补贴越少，错误的持续性就越小。

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无论是政治阶层，还是受补贴的大学抑或是受补贴的国际机构，都没有动力去快速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说撒切尔夫人成功地用哈耶克的创业愿景（entrepreneurial vision）激励了她的国民，那是因为英国破产了，而且越来越落后，而不是因为更好的想法获胜了。如果说世界其他国家在过去十年间放弃了各种中央集权实验，那也是因为他们也破产了，政府不再有资金来恐吓和贿赂人民，让他们服从，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并没有因为重新发现了亚当·斯密、哈耶克或弗里德曼而下放权力。

无论好坏，破产和对失败的恐惧都是创新之母，政治领域也不例外。当这种恐惧上升时，人们需要一个新的锚，政治家必须提供一个，他们寻找新的或被搁置的想法。凯恩斯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产物。哈耶克是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政策明显破产时重新出现的。

一旦政府的作用变小，或者通过更多的机构（如运作良好的资本市场、政治反对派、媒体、三权分立、产权的实施）来加强问责，那么政府犯严重错误的能力也会变小。这样，坏主意的寿命就会大大缩短。正因如此，我敢打赌，在当今出现的趋势下，哈耶克关于“创业型资本主义是成功的基础”的观点将重塑公众话语，而如今大部分被称为“经济学”的东西将遭遇占星术的命运。

现在就开始吧。

本文为《福布斯》/《福布斯全球》1999年5月封面文章，英文标题“Hayek – With an Eye to the Future”。文章作者Reuven Brenner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1947年出生于罗马尼亚，后移居以色列，并最终定居加拿大。他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67年），之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担任麦吉尔大学德索泰尔斯管理学院（Desautels Faculty of Management）的REPAP经济学教席教授。此外，他还在蒙特利尔经济研究所（IEDM）的董事会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