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恩：你要想通过固定的行政工资来确定医生的收入水平，如果把医生完全定位为我们行政系统的人员的话，基本工资不应该差异太大，否则财政那边你可能很难过得去。

记者：医生有一个以药养医这么一个概念，让你用哪种药，然后呢药厂会给医生有一些补贴，那现在这种一道集采这块，就把这一块收入等于变相也给大概拿走了。

刘国恩：医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他跟其他行业都不太一样。

记者：那这个问题（中国医生收入低），大概怎么解决呀？

刘国恩：你说这个医生的定位问题，医生的职业问题，在所有的国家都面临共同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让医生这个特殊的职业群体，能够在保证自己有体面收入、体面地位的基本前提下，尽可能为患者提供，站在患者角度的最佳服务。在我们研究健康经济学里面，我们把医生这个群体叫做患者的代理人。像你们做基金，你帮这个老板做代理，你要全权相信他，你托付给了他，我们叫做代理人的角色，是医生的基本定位。那这个时候医生他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一定得得到在这个社会上，相当高的一个保障，他才不会去思考过多自己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从而才可能成为很好的患者的代理人，一旦他们的地位，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受到了不公平的一个处理，那他要么就得牺牲自己，作为患者的代理人，全心全意为患者提供服务，要么他就得想其他的办法，来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还能够为患者谋利益，对他们来说这就非常困难。

记者：这是（对）我们广大看病者那不是一个好消息。

刘国恩：

也就是说一个人要一分为二，一半为患者做代理服务，一半还要为自己利益考量的时候，就很难，人格就分离了。所以如何让一个社会里边的医生这个群体，比较好的完成患者代理人的这个角色，显然你要通过固定的行政这种工资收入的基本安排，来确定他的收入水平，我个人觉得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行，但实际操作上是很难。

我们有400多万医生，如果把他完全定位为我们行政系统的人员的话，我们中国还有上千万的其他行政部门人员，包括政府人员。我们都属于同一个大系统里面的人员，我们的基本工资不应该差异太大。财政那边你可能很难过得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想去对全国的400多万医生，确定他们比较合理的在这个社会处于高位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这么一个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各个地方可以，有些地方财政资源充足，人们的意识也比较好，政府治理能力也非常的强大。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还是财富条件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想办法，通过社会的力量做强大的补充，来实现医生的社会地位，和体面收入的这么一个基本前提，才可能让他们全心全意的成为我们患者的代理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鉴中国以外的很多国家，其实他又是怎么做到这一点。

你去看一下中国以外的很多国家，他并没有存在大量的医生哪种系统性的出现这种经济问题。为什么他们做的到，我们没有做到呢？我不认为是我们中国这400多万大夫的本身的道德问题，道德水平比别人差。我们中国人跟其他人本质上没有太多差异，何况还是医生，这个本身受教育程度比价高。

那他们怎么做到的呢？你去看看无论是我们中国的香港，包括台湾地区，包括韩国，包括新加坡，包括美国、欧洲。你去看90%以上的国家的医生，他从医学院校，数年投资学习出来了以后，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自己参加职业诊所这个平台，来完成他做医生的梦想，能够获得体面的收入，能够从事一个让别人都很羡慕、很尊敬（的）患者代理人的这么一个角色。而他这个医生自己这个诊所，这个平台的服务，他要比你在一个固定的行政部门拿的收入要高很多。同时又能够让他们很好的为患者提供这样的服务，而不至于在行政捉襟见肘的这个工资规定下面，还要去行使一些其他的其实既不利于自己，也不利于患者的一些事

*刘国恩：中国医学科学院特邀学术咨询委员会学部委员、公共卫生专家、卫生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