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重构最直观的体现，在于全球临床研究与药品审批的同步化。

多重因素驱动之下，“创新药中国首发”正从个别案例演变为系统性趋势。跨国药企越来越倾向于将中国纳入全球研发的早期阶段，甚至直接将中国作为新产品全球上市的第一站。

比如诺和诺德于2019年底，启动了“中国同创”项目，以更好利用中国本土创新力量，推动创新药在中国与全球同步研发、同步获批和上市。

“中国同创”项目在2024年达成首个落地成果——诺和期®，实现了国内外同步临床、同步获批；并且在中国获批半年内实现了上市、医保准入，让中国患者更早用上了全球创新药。

今年6月，“中国同创”项目又一重磅成果达成，诺和诺德研发的基础胰岛素/GLP-1RA周制剂“诺和杰”在中国实现全球首发，“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是公司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国首发一款产品，不仅早于欧美，甚至早于我们的本土市场丹麦。”杜麦克说。

诺和杰®是全球首个且目前唯一获批的基础胰岛素/GLP-1 RA周制剂，适用于接受基础胰岛素或GLP-1 RA治疗后血糖控制不佳的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在饮食和运动基础上联合口服降糖药物进行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诺和杰®的3期临床研究COMBINE 1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纪立农教授牵头开展——由中国专家首次担任关键性临床研究的全球首席研究者，这亦是诺和诺德历史上的第一次。

中国医生在真实世界中的探索与应用，为这一创新疗法的全球推广提供重要参考，进一步凸显中国在全球医药创新版图中的战略价值。

诺和诺德的实践不是孤例，而是MNC对中国研发地位重新评估的缩影。

数据显示，勃林格中国已实现人用药品领域100%纳入全球关键性临床研究和73%纳入勃林格殷格翰全球早期临床研究。

2025年11月，赛诺菲第二代心肌肌球蛋白抑制剂星舒平（阿夫凯泰片）在第八届进博会上完成“全球首秀”；同年12月，该药物获NMPA正式批准上市，在中国实现“全球首发”，早于美国、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

根据规划，赛诺菲未来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新研究项目将在中国开展，并确保中国参与90%以上的全球同步开发项目，推动由中国主导或深度参与的创新成果率先走向全球。

诺华也是如此。自2022年以来，诺华在中国的新药及新适应症开发已实现100%与全球保持同步。从2026年开始，100%的中国新药及新适应症注册申请将实现与全球保持同步。

整体来看，在MNC全球创新管线的版图上，“中国力量”正走向中央，中国研究者不再是全球临床试验的“数据贡献者”，中国市场也不再是全球创新的“最后一站”——“中国首发”正在重新定义MNC全球上市的节奏与坐标。

如果说“中国首发”意味着MNC将中国置于其全球上市节奏的最前沿，那么动辄上亿的供应链投资，则是在用产能的深度扎根，为这一战略优先级写下最具分量的注脚。

近期，诺和诺德宣布在其位于天津的战略生产基地追加投资2亿元人民币，提升注射笔组装生产能力。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诺和诺德已累计在华投资超170亿元。

减肥药另一个巨头，“扫货王”礼来也在中国展现出雄心勃勃的生产版图。

2024年，礼来首先对其苏州工厂追加15亿元人民币投资，专用于提升替尔泊肽（Tirzepatide）等重磅GLP-1类药物的本土灌装与包装能力。

2026年，礼来再次抛出重磅计划，未来十年将在华累计投资30亿美元，全面扩展在华供应链，并与本土CDMO合作，推进其口服小分子GLP-1受体激动剂Orforglipron在境内的制剂商业化生产，一举切入全球核心口服减肥药供应链体系。

6月最后一天，国家药监局正式批准礼来苏州工厂境内生产替尔泊肽注射液，通过“进口原料药+本土无菌灌装”的模式，缩短了跨国物流时间，显著缓解了全球供应链的波动。

阿斯利康也在年初抛出千亿级投资计划，宣布2030年前在华投入逾1000亿元人民币（150亿美元），以扩大在药品生产与研发领域的布局。

3月，几笔布局同步落地：在广州建设放射性偶联药物生产供应基地，专注基于锕-225的前列腺癌治疗药物；在上海临港新片区建立细胞疗法商业化生产供应基地，供应中国及亚洲市场的CAR-T产品；在张江高科技园区设立亘喜细胞疗法创新中心，覆盖从早期研究到注册支持的完整链条。

诺华也在稳步加码。今年3月，诺华宣布将投入超过33亿元人民币扩大在华研发、生产及运营布局。其中约15亿元投向昌平工厂扩建升级，引入无菌制备、液体灌装等全新生产技术；18亿元用于上海园区二期项目建设——这是诺华中国总部所在地投入运营十周年之际的里程碑式加码。

此前，诺华已在浙江海盐投资6亿元人民币建设中国首个放射性药品生产项目，依托秦山核电站的独特产业基础，实现放射配体疗法创新药在长三角的即时精密制造与配送，预计2026年底前投入运行。

赛诺菲也不甘人后，做出了迄今为止MNC在华的最大单笔投资。2025年10月，赛诺菲宣布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约10亿欧元，建设全新先进的胰岛素原料药生产基地，并于2026年初破土动工。

罗氏则在2025年5月投资超20亿元人民币，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启动全新的生物制药生产基地项目，引进国际领先工艺。首期用于其眼底病突破性新药罗视佳（法瑞西单抗）的本地化生产。

纵观这一轮投资潮，一个清晰的共性浮现出来：跨国药企的产能布局不再是边缘化的包装或分装环节，而是聚焦细胞治疗、放射性药物、口服GLP-1等前沿领域，将核心品种的“命脉产能”与中国深度绑定。

随着中国从“制造车间”升级为全球创新药物供应链的核心枢纽，MNC考虑的不仅是希望依托中国成熟、高效的产业环境实现本地化生产，降本增效，更重要的是以“中国优势”优化其全球供应链的成本、效率和灵活性。

产品端的“中国首发”，是MNC对全球市场的重新排序；供应链端百亿级的投资加码，是其在产能布局上的战略扎根。而这两者之外，还有一条更为深远的线索正在展开——跨国药企开始将中国药企的研发体系，系统性地接入自身的全球创新架构。

长期以来，与本土企业的合作MNC在华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如果说前两部分回答的是MNC“在中国做什么”和“在中国造什么”，那么这一部分要回答的，是它们“在中国找什么”。

2024年以来，MNC对中国创新药的资产引进呈现爆发式增长，预付款TOP50的授权合作门槛已抬升至1亿美元以上，总交易规模不断刷新纪录。但比数字更具深远意义的，是MNC合作模式的根本性进化——从“买产品”到“买体系”。

早期阶段，MNC在中国的资产引进以中后期临床资产为主，代表性的如ADC、双抗（PD-1/VEGF、TCE等）等差异化分子。彼时的逻辑是明确的：寻找临床数据已经得到验证、风险相对可控的成熟资产，快速补充全球管线缺口。

随着与中国创新药企合作频次和深度的增加，MNC发现，中国创新药行业正呈现出一种“系统性优势”：差异化分子设计能力、高效的临床推进速度、相对可控的研发成本，以及庞大患者群体带来的快速入组和临床POC验证能力。

以上要素的叠加，使中国在新分子发现和早期临床开发环节具备了全球范围内少有的效率优势。

与此同时，MNC对中国创新生态的认知也在持续迭代——从最初对临床前数据和早期数据的审慎，到逐步建立起信任，再到如今开始系统性地将中国药企的研发体系纳入自身的全球研发架构。

这一变化的本质是：MNC把中国药企的研发能力当作一种“可接入的外部创新资源池”——不再局限于单一项目的授权引进，而是将中国伙伴的技术平台、研发体系和早期开发能力，作为自身全球研发体系的可延伸部分。

最典型的如礼来，2026年，依托GLP-1产品实现的业绩与市值双高，礼来一边在全球扫货，通过中小额并购拿下多家公司，一边在中国持续深入布局。

上半年，礼来接连与信达生物、海思科、和誉医药、英矽智能达成数十亿美元级BD，锁定中国小分子创新研发资源，通过多点布局，押注多个合作伙伴，系统性地接入中国在AI药物发现、小分子早期开发等不同环节的研发能力。

还有阿斯利康与石药的深度绑定、BMS与恒瑞医药的战略合作，同样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中国药企正在成为MNC在早期研发层面深度协同的体系化合作伙伴。

背后的逻辑，是全球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在研发端，中国药企平台化开发新分子的能力是外溢的，而MNC对Biology积淀更深，但缺乏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两者形成互补，MNC选择或指定靶点，中国药企承接早研直至临床初步POC。

换言之，中国药企和生物技术公司的体系化优势，被MNC整体内化，相当程度上替代其早研和早期临床开发平台。

诚如杜麦克所言：“中国正成为重要的创新药策源地，十分看好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的活力与效率，谁也不能忽视中国以及这里正在发生的创新。”

从“中国首发”到核心产能扎根，再到研发体系的整体接入——MNC正在用产品布局、投资版图和合作模式的变化，为这一判断写下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