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12月26日《长江商报》A2版

　　他巴唑是治疗甲亢的首选药品，最近却面临全国性的断药危机，超过一千万长期服药的患者陷入困境。在他巴唑之前，有心脏病手术药品鱼精蛋白，治疗儿童肺炎的注射红霉素，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西地兰。它们曾是患者或普通家庭的备用药，现在几乎全部消失。每年都有一两样药品列入“濒危”目录，替代药往往贵几十上百倍，很多人在找到新药前就死于病痛。这些都是有口皆碑的良药，为什么会消失呢？

　　通常说法是，药价太低，药厂赚不到钱，于是不生产。按理说只要短缺，紧接着就是价格飙涨，企业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不生产？

　　不是药厂不想涨价，而是不能涨价。以他巴唑为例，由于它的有效和广泛使用，因此列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由发改委制定全国最高限价，再通过各省招投标确定采购价。他巴唑的全国最高零售限价目前定为4.9元/瓶(5mg×100片)，企业生产药品想要进入流通领域，就必须压低竞价。在制药成本逐年攀升的当下，很多药企干脆选择停产。短缺就这样悄悄蔓延。

　　今年10月，媒体采访全国多家生产他巴唑的药企，惊讶地发现：他们对此药大范围的短缺一无所知。尽管媒体已多次报道，药品监管当局多次重申增加投放——当价格传导的信息被阻塞，激励不复存在，生产调节就完全失灵了。

　　企业家是受利润驱动，用价格预判市场的角色。他们偶尔也通过新闻报道和政府指令了解市场行情，这种判断通常是滞后和模糊的。只有价格，才使企业家准确进行资源分配，且具有“定量”效果。某地发生自然灾害，企业无需深入灾区考察，只要根据市场上各类商品的价格起伏和剧烈程度，就能判断哪些商品最为紧缺。价格既是信息传导器，也是激励机制，企业只需要盯住价格，就能化繁为简地进行市场行为。在他巴唑短缺事件中，有个细节值得注意：甲亢属于“小众疾病”，相对于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多发病，信息传播并不占优势。如果没有价格，仅凭患者“呼吁”和政府关注，他们能否引起注意全凭运气。

　　对药价管制还体现在流通环节。我国对大量药品实行“核准加价”，医疗机构卖药加价，不能超过成本价15％。这个规定本意是抑制药价上涨。在医疗服务价格受限，医院普遍“以药养医”情形下，采用贵药以获得更多加价额度成为业内通行做法。药企因此抛弃廉价旧药，研发新药，很多所谓“新药”则是旧药的改头换面。经过重新注册审批，成本变高了，旧药的品牌价值被浪费，新药通过很长时间才到达患者。面对来自政府蠢蠢可见的限价冲动，企业通常不顾及长期收益，只求狠赚一笔，趁早收回成本。疾控专家钟南山曾对此大为光火：“我搞了40多年的医，有时都弄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往往是一个药品换个‘行头’改个名，摇身一变成新药，‘身价’就立刻飙升。”其实哪有什么奥妙，只不过是企业对政府限价的正常反应。

　　最近几年政府年复一年增加“基本药物目录”名单，人为地“降低药品价格”，实际上是在消灭药品，让患者无药可医。当短缺出现时，政府通常采取紧急指令和补贴这两样低效的方式应对。都市场经济时代了，在事关我们生命和健康最迫切的领域，还采用如此愚蠢的计划治理，实在让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