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小农经济社会单个家庭无力对抗自然，中国人被迫作出两个选择：一个是向血缘宗族靠拢，进而向皇权靠拢，以求庇护；另一个以超乎想象的忍耐力、承受力接受上天和命运的安排。二者结合便得出一个价值判断：被称为也自视为“草民”。既然是草民，也便没有独立人格，更不追求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逆来顺受，久而久之，训练出喜剧心态——再大的苦难一笑了之。

　　有了这样的文化心理，中国人便坦然面对一次次游牧民族的入侵，过程中不仅没有灭亡，反而将外来强力化于无形。这就是所有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最终都无法逃脱被同化的命运。由此保证中华民族绵延生息而不中断。缘于此，“俺祖上怎么来着”也便有了支撑和佐证。我们确应为自己民族的顽强生存能力而自豪，但也不能不为自己的不争而羞愧。

　　满族人入主中原，单个清兵就敢在江南一个村镇中展开杀戮，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会按照清兵的指令，排成一列下跪，等待清兵砍下自己的头颅；南京大屠杀，3个日本兵就可赶着上千国民党俘虏到江边屠杀，一小队日本兵，扛着一挺机关枪，打着一面膏药旗，就能赶着几万中国人狂奔。不争，还是不争！这成了民族的劣根性。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

　　进入当代，追求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人，是否已经改变了上述民族性格？似乎没有。这一点从《四川绵阳走廊医生曾多次上访，实名举报院长贪腐》的新闻中可以窥得。当然，许多跟帖也道明了问题所在，如一位网友所言：“一个人与一群人的战斗，胜算的希望几乎没有。”为什么抗争者最后成了一个人？为什么对手最后发展成一群人？皆因利益关系的作用。

　　我们生活于一个利益集团构成的社会。这个利益集团，既包括体制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包括互相照应构成的非制度化利益集团。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尽管利益集团内部因利益多寡、予夺导致争斗，但只要遇到外部压力或打击，都会为共同利益而暂时放弃前嫌，结成同盟，一致对外，避免本集团利益被终结。这就是清代“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将上百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官员牵扯其中的根本原因。

　　“走廊医生”或许开始针对的是一个人，但发展到后来一定因触及更多人的利益而变成针对一群人。虽然媒体披露后，局外人大多声援，如果声援者某一天成为走廊医生瓦解的利益攸关方，注定会归入“一群人”中。毕竟我们民族除了利益作凝结剂和润滑剂，从来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道义标准，更没有支撑道义的信仰。我们的道德多为口头上，且突出为私德而非公德，所以一深入社会生活，往往出现口里讲道德，行为中却在违道德。换句话说，我们在评价别人的时候都是以道德的名义，换到自己，会以万般理由为自己的不道德开脱。如此，也便出现了一个怪异现象，看起来走廊医生对着有形敌人挥出有力一拳，结果却打在一团具有强大消解能力的棉絮上。

　　正是上述原因，我们便可以作出基本判断，走廊医生的斗争注定是悲剧。我们民族不喜欢悲剧，虽然文艺作品中也产生过关汉卿的《窦娥冤》诸如此类的悲剧，但却未能从悲剧中找到精神力量，也就是未能象希腊悲剧那样看到英雄，进而引领价值取向，形成价值观。因为我们的悲剧最终都是落到皇帝恩赐或青天在老爷的拯救。

　　我们逃避悲剧，但还是应当看到悲剧中富含英雄气，正是这种英雄气造就出伟人，造就出伟大的民族或大帝国。比如，如果没有英雄主义情结，就不会成就伊丽莎白一世的业绩——一手缔造出“日不落帝国”；如果没有英雄主义情结，就不会有华盛顿在声誉如日中天之时，放弃总统职位，回到自己的乡间农场，因此奠基美国百年霸业的政治基础。还可以说，一个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如果没有了悲剧英雄，其历史是很苍白的。比如西方产生了一批为思想而牺牲的英雄，是他们的思想照耀着人类前行，是他们的牺牲在丰富着人类的精神境界。或许，今天已经不再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同时英雄主义远去。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倡导责任和担当，张扬牺牲精神，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不会庸俗，我们的精神世界才会丰富。

　　当然，只是悲剧也太过悲观，太让人沮丧。我们还是应当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美好与希望。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希望，最近和最突出的就是习近平新政在改变着中国。昨天在为吉林省公安厅作报告时，我毫不隐讳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从习近平一年的作为中得出结论，他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为什么？因为他在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领袖所以伟大，关键是看有没有自我牺牲精神，敢不敢向强大的利益集团开刀，以此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我们已经闻到中国官场腐朽气息的情况下，在“几十个中央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情况，习近平以其新思维，做到在如此之短的情况下有效扭转党风政风，实让人感佩，同时看到实现中国梦的希望。这就是英雄所谓。

　　最后，让我们向走廊医生表达敬意。因为她是我们社会中的极少数，同时因为她的力量极有限，即便这样她仍然选择了抗争。假如我们社会多些这样的人，社会就会拥有更多光明，同时抑制丑恶。当然，我们不能说走廊医生就是英雄。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阐明了这样的观点：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动机是谋求个人利益，保证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也就是说，屠夫、酿酒商、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食品，他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得到回报。马克思也讲过这样的观点：“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走廊医生是无法跳出某种个人利益的。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为其行为张扬公平正义而欢呼，为其勇气而表钦佩。

　　让我再一次引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镌刻的德国神父马丁·尼莫拉的忏悔：

        在德国，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

　　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

　　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