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博上认识了公立三甲的某位大牛主任医师、教授。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跟我聊要不要跳出体制的事情，表露出并不令人惊讶的纠结。  

　　当然，众所周知，在体制内的总收入是不少的，一般认为“体制内福利+市场化报酬”所组成的超额垄断收入，是医师离开体制的阻力而非推动力。不过这个规律虽然普遍，却仍没有涵盖全部医生。 

　　比如我现在说的这位，是他那个领域的中国第一人，2007年在国外开会的时候，被他那在国外做教授并早已移民的师兄问及：在国内有没有私人飞机。师出同门——用这位医师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理论水平差不多，我做病人应该比他强，他才会这么想”——却因为体制的原因而面对天壤之别的待遇差异，这背后的心境应该颇耐咂摸。 

　　遗憾的是，受制于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相应的体制和政策环境，眼下即使他跳出体制，也没法达到拥有私人飞机的生活水平。于是毫无悬念地，在接下来的权衡中，天平会更多地倾向体制那一边。 

　　虽然他说在体制内挣钱多但不爽，很想找个好东家把自己卖了，但业内同行都觉得他到这个程度离开体制不可思议。我笑：做到您这份上，体制能给的东西都拿得差不多了，正好可以跟体制说拜拜了。 

　　我知道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顾虑，就是事业单位编制所承诺的退休福利，所以当打之年跳出体制的医生少之又少，一般都是退休了以后接受民营医院的聘书。这让我联想到擅长中年危机问题的日本作家渡边淳一，他笔下的某一类女主人公，在漫长单调寂寞的家庭主妇生涯中，由于种种机会认识了婚外情人，爱得热烈乃至悲壮，却一直不跟早已无感的丈夫离婚，直到对方退休，从其年金中分得颇为丰厚的一块，这才决绝地离开。这一现象在日本现实社会极有代表性，也可以拿来极好地映射中国医师的状况。 

　　你说这是经济人的理性决定？对日本妇人来说是，但对中国的医师们则未必。除了那些很快就要到退休之年的医师，现在的青壮年医师等到退休的时候，能不能享受到当初承诺的福利，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养老制度并轨的趋势，财政压力之下的政府“甩包袱”冲动，都随时有可能把事业单位给改掉。而且参照国企改革的经验，以及宿迁医改的经验，改革很有可能是“断崖”式的，突然一下子就变了。届时以往凭借体制所拿到的超额垄断收入，或者就要拿来为天翻地覆之下的阶段性混乱慌张无着买单——你看，天下本没有免费的午餐。 

　　而如果把眼光从古典经济学领域转移到行为经济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幸福学领域，我记得看到过一个研究说，同样做一件事情，在年轻时候带给人的幸福感，远比年纪更大时要强烈。用那笔超额垄断收入为自己的幸福感买单，不觉得很值么？学历高眼界高的医师群体，不正应该是这种体现人生质量的新观念的带头者么？ 

　　大拿还有一个忧虑，就是离开体制就不能搞学术和科研。这是事实，但是扭曲体制造成的扭曲结果，是必须被改变的。国外的医、教、研向来分得很清楚，就看你个人怎么选择。如果你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其实并不难。

　　说到这一点，已经远远不是医改、甚至也不是经济学的问题了。不过这个问题和经济学很类似，全部经济学都是关于资源稀缺之下如何选择的科学，而全部人生都是既定条件之下的各种选择的集合。不幸的是，整体而言这是中国人非常不擅长的事情——心理学家武志红老师曾说，中国人的情感模式是找妈，我比附一下，可以说中国人的人生模式基本就是在找导师，总希望有现成的答案和范本。直到改革开放很久之后的这些年，我们才刚开始逐渐学着真正面对自己的内心，真正搞清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这篇拉拉杂杂的文章扯乎也，其实也不是在说医改。作为主要跑医改的公共政策记者，医改是我观察这个国家的政策乃至体制运作的一个视角，而我栖身的记者这个职业，也不过是我思考自己人生的一个视角。借用今天偶然看到的一句话：“你越来越发现，都是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