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初，一则“中国人每年人均输液8瓶”的新闻，引发了全社会的思考。所谓过度医疗，是指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等。近年来，我国过度医疗现象屡禁不止，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导致看病贵而加重了百姓负担，而且影响了医疗卫生行业的形象。

　　请听出自农民口中的几则顺口溜：“小病拖，大病磨，请不到医生请神婆”、“小病拖，大病挨，要死才往医院抬”、“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救护车一响，几头猪白养”、“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穷人得了小病不敢去医院，待到进了医院查出来的都是大病，而大病的治疗又每每导致要么“等死”、要么“返贫”恶果。为此，许多人都抱怨说：现如今什么都可打折，唯有医院从不打折。

　　亲人得了重病，哪怕是不治之症，许多家庭都会不惜举债延医，这在中国比比皆是。然而，当看病贵遭遇传统人伦，最可怕的结果就是“人财两空”。由于害怕这种结果，传统人伦日渐脆弱。

　　云南14岁男孩云霜得了一种血液病，其山穷水尽的农民父母，将他骗去并弃之北京，在车站昏倒时幸而被送到医院抢救才未命丧花季……更有甚者，浙江省台州市一位尤姓妇女，因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医院抢救，3天花去1万多元。眼看押金所剩无几，她的病情却无明显好转，其家人决定放弃治疗。因租住屋房东拒绝病人进屋，而老家习俗又不准在外病亡者回村，走投无路的家人只好将她送往殡仪馆等死……在换寿衣时殡仪馆工作人员发现“死者”眼角沁出眼泪，经了解真相后，将病人送回医院抢救，并与有关部门联系实施大病救助。是传统人伦在市场经济社会日趋沦丧还是“看病贵”践踏了传统人伦？人们不得不痛苦地思考这个命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吴明江透露，目前中国的公立医院并非真正公立,“国家投入部分只占10%，医院需要自筹90%的资金，这些资金便羊毛出在羊身上了。”曾在医院担任院长的吴明江进一步指出：“尽管医疗费用昂贵，但在扣除了医院的日常运营费用后，每年能够有8%的赢利就不错了。都是体制导致的。”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认为，“目前公立医疗机构实行创收归己的机制，人员工资、基本建设、设备购置等都要靠服务收费来筹措。医院要发展，就要多收费；以药补医的机制拉动了药价虚高和开大处方，加重了群众负担”。窃以为，这“开大处方”就是“过度医疗”。所谓“过度医疗”，是指超出需求的医疗服务，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开药等，此即深为公众诟病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直接成因。从表面上看，“过度医疗”似乎只是技术上的失误；但绕到它的背后，便能看到影影绰绰的“利益”影子。此外，不少地方让医疗卫生拉动地方GDP增长则为政策推手。

　　据报道，一位吴姓患者到福州市某医院精神科就诊，接诊医生在14分钟内让她挂了19次号，开出19张处方单。一位普通感冒患者对着央视摄像机，出示共计670多元的10来张检查化验单。媒体曝光：娄底市某医院推行一系列过度医疗的“激励举措”，如开药、做检查、收治住院病人均与医生收入挂钩，西药、成药、中草药开单，个人和科室可按6%～ 10%提成。由于过度医疗带来的经济效益显著，该院2008年收入突破6000万元。同样，由于过度医疗带来的负面效应亦显著，该院一住院患者因不堪重负而自杀。

　　北京某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例如，对于一期肺癌患者来说，手术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可达到90%,国际上公认这类患者术后化疗不受益。但是，我国的治疗都是“流水线式”的，多数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有一位7旬老人，本是早期肺癌，只需花两三万元做一次手术便可望长期生存。但是，医生做完手术后，还是习惯性地把他转给化疗科。四个疗程的化疗后，病人免疫力急剧下降，随即肺癌复发，并出现脑转移，于是又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肿瘤转移。由于医生的过度治疗，老先生不仅耗去了30多万元，而且踏上了不归路。

　     “今天落在谁手里，也别落在医生手里！”这话有点偏激，但却折射了不少医生利用过度医疗宰你没商量的现实。广州一名5岁女童误吞一枚弯针于2010年5月9日到一家大医院就诊，检查项目多达217项，其中包括艾滋、梅毒、类风湿等。30多个小时后，女孩通过大便自行将弯针排出，但医疗费却高达3366元。过度医疗与职业道德相违背，也被法律法规所禁止。但在现实生活中，过度医疗谁没遇见过？现在的医院，会看病的不是好医生，会赚钱的才是好医生。癌症更是因治疗手段多、风险高，技术更新快等特点，早已成为过度医疗的重灾区。而医疗费用不透明，患者被忽悠了也只能像哑巴吃黄连一样有苦说不出。如果不扭转过度医疗的乱象，上述那样的高昂医疗费击穿人伦底线的悲剧还会频频重演。

　　为什么“看病贵”？正如广东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在2010年“两会”上所说，因为“有的医院‘为人民币服务’”,因而应该回归“为人民服务”才是。不是么？因为创收成了医院的不二法门，过度医疗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医生的不二法门。

　　诚然，医生们投身这个行业的初衷多半为救死扶伤，但中国医疗卫生行业目前的体制机制，又让他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于是，过度医疗就成了他们因利益驱动的无奈选择。有资料表明，我国各类肝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累计近2亿人，每年用于诊疗的费用超过1000亿人民币；而据专家估算，其中约有20%属于过度医疗。其他疾病的过度医疗所占比例，也大抵八九十离十。《信息时报》曾报道广东高州市50多岁的张女士治疗血管瘤的过程。她因心脏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发现右肝有一个直径3厘米大小的血管瘤，医生热情推荐“无需开刀、恢复快、十分安全”的介入手术，并反复提醒如果不早日处理，后患无穷。全家人闻瘤色变，听从医生安排立即手术。但是，这次被医生告知的“成功手术”，竟成为张女士噩梦的开始。她很长一段时间反复高烧、身体不适，服用近两年的抗生素却未能痊愈。随后，张女士转院检查发现由于手术操作过度，肝动脉堵死导致血液供应不畅，最后不得不切掉2/3的右肝。几年求医之路，张女士不仅花费近20万元，而且原本红润健康的她已经瘦骨嶙峋。这一病例被专家判断为“典型的过度医疗”。更有甚者，2010年10月23日，22岁的打工妹杨彤(化名)怀孕后到深圳某门诊部检查称有流产先兆，在医生建议下做流产手术。当她躺上手术台，打了麻药、两脚被绑准备做清宫手术时，医生临时要求多做两个手术，因钱不够她要求终止手术却遭拒，并被晾在手术台上3个多小时，直到男友赶到报警才得以解脱。2011年3月，广东一位女患者因胆结石住院一个月，动三次手术，天价医疗费是45万，仅输液就达330多公斤，最后还因一系列功能障碍导致死亡。

　　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和卫生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制定和调整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价格指导意见的通知》。但这一减轻群众负担的措施能否得到落实？业内人士表示了三点担心。看病贵体现在使用大型医疗设备上，主要是重复检查或不必要检查。政府调整的只是一次检查的单价，对于一些医院滥用设备、胡乱检查的现象不起作用。有关部门在对医院评级时，医疗设备水平系考察标准之一；因此，一些中小医院为了和大医院竞争病源而力争评上更好的等级，难免不惜重金盲目引进大型设备。此外，中国百姓在就医上也存在误区：小病大治，上大医院、好医院治，传统人伦驱使将治疗进行到底等，当属助推过度医疗的患者因素。

　    由于过度医疗对经济条件较好、支付能力较强的患者，特别是一些享受保健、公费医疗的患者困扰不很突出，以致有些家属每每主动要求“过度医疗”，有的甚至直到病人临终，还要求医生上呼吸机、插导管、进行心肺功能维持等抢救措施，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痛苦，而且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还会给亲属带来拮据之虞。有一个原本富裕的家庭，为给儿子治晚期胆管癌，先后卖掉三套房子，自己和老伴另租房住，总共耗去200多万元医疗费，儿子的生命仍岌岌可危，老人欲哭无泪……而在美国就少有这种困扰。例如，一位脑癌患者，在一年多反复进出医院的治疗无效之后，他被安排回到家中等待最后的时刻。但仍有医护人员去他家中护理、输液、止痛，不再占用医院床位，也不再进行无谓的手术，让他在亲人的环绕下平静安详地离世。这种西方式人伦同样是人道的。

　　更可虑的是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的患者，罹病之后唯恐医院误诊，要求多做检查甚至重复检查。有的患者凭着自己一知半解的医疗知识，要求医生开这药那药。这就怨不得人家“过度医疗”了。一个老太太带着外孙急急忙忙到医院看皮肤病，儿科医生要给孩子抽血检验；刚好，执行国际卫生合作项目的意大利专家彼路易·切奇来了。他检查发现那是蚊子叮的包，不用抽血检验。可老太太愣是不放心，最后她给在香港工作的孩子妈妈打了电话得到同意才算了事。感冒发烧在39度以下，西方医生一般不给患儿开药，建议家长用冰袋降温、同时大量饮水。而中国的家长习惯打吊针让孩子强制性快速降温。儿童受凉或消化不良引起腹泻，西方医生会建议家长在24小时之内不要给孩子进食，只喝水，很快就会好。小孩咳嗽，除非是支气管感染、肺炎、百日咳等需用抗生素，一般也不用药。而中国的家长却偏爱抗生素，不乏滥用抗生素反巧成拙的事例。有个孩子扁桃体肿大发烧不退，医生一直用各种抗生素治疗还没能退烧，让人家花去1万多元。这时孩子已经出现菌种紊乱现象，产生了“抗药性”。这就是滥用抗生素的结果。在欧美的发达国家抗生素的使用量大致占到所有药品的10％左右。而我国最低的医院也占到30％，基层医院可能高达50％。个中原因，除了与医生的“过度医疗”动机有关外，与家长主动要求也不无关系。

　　再看看被人戏称为“世界一绝”的中国医院急诊室情景：打点滴的患者人满为患，连过道上也琳琅满目地挂着吊瓶，这其中便有不少仅患小病小恙但迷信“点滴”的患者。懒医也就乐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统统挂上一瓶盐水以示重视，反正也出不了医疗事故。发改委官员在2010年12月24日举行的人大医改会议上指出，过去由于“以药养医”这个不良的体制，基层过度用药的情况非常严重，去年全国输液量达104亿瓶。真要死板地较真，有的患者会不依不饶乃至粗言秽语，医生也只好息事宁人。日子一长，各大医院的急诊室越来越大、越修越豪华、病人也越来越多，以致有时真正需要急救的病人却难以进入，有限的急诊资源被糟蹋了。

　　同样是中国，但在香港看感冒什么的，医生就极少给你打吊针，发烧不是太高也就给你开几粒药丸。连尿路感染，香港医生也不给打吊针，吃三天药准好。在香港注射青霉素还不用做皮试，因为香港的青霉素采用纯度高的药剂，几乎没有过敏的风险。   

　    在欧美一些国家，医生的治病方案包括手术、药物费用等，都要经过保险公司的批准，而且负责审批的都是具有丰富诊疗经验的医学专家；这样既可保证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又可避免过度医疗。《人民日报》曾刊发一位赴美国进修的中国医生的看病经历：他因胸闷头晕，想做一个B超和CT。于是，他先预约了心内科医生。可医生认为不需要检查，让他做深呼吸锻炼，观察一段时间再说。他又预约了神经科医生，可医生还是不同意，亦是建议他做颈部锻炼。他感慨道：在美国，想做检查太难了！然而，在中国则大不同，本来拍个X光片就能诊断清楚，医生非要你做CT、核磁共振；本来青霉素就能解决问题，医生却要用昂贵的头孢类抗生素；这家医院做了检查不算数，那家医院非要重查一遍。          

　　下面这个发生在美国缅因州波特兰市一家医院的案例，更让我们大开眼界。一位高血压患者前来就诊，副主治医师给他开了3瓶60片剂装的降压药。虽然他只有开两瓶降压药的权限，但他见患者住得很远，为减少他来回就诊次数好心多开了一瓶药。谁知这位患者并不领情，到该医院的医务检查室“举报”说：今天的医生给我多开了1瓶降压药，使我要多支付5美元，难道我的病变得严重了吗？检查室人员立即请来另一位主治医生给他复诊，结果确认并未严重。次日，那位好心的副主治医师被取消行医资格，调到后勤处任杂务工。院方的解释是：副主治医师这样做，给患者造成了病症加重的恐慌，还会给患者造成过度医疗的错觉。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湖南省娄底市一家医院心脑血管专科的胡医师，因洁身自好不愿执行过度医疗的“院规”，被医院看作“不务正业”，两次要他放下听诊器去工会当干事，最后被迫递交书面辞职书……对此，《光明日报》、央视国际、人民网等众多媒体先后予以报道，并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常识告诉我们，费用与医效绝非正比关系。2010年5月31日，常州市民张先生16个月大的孙女小月拉肚子。他将孙女的大便送去一家医院化验，医生说有细菌感染并开了头孢克肟等。因效果不显，张先生和老伴决定按医嘱送孩子去医院挂水。根据经验，他们带了500元钱到常州第七医院儿科就诊。接诊的徐医生详细问了病情，看了在别的医院的大便化验单，告诉他们说孩子拉肚子是细菌感染，无发烧暂时用不着挂水，先吃吃药再说。徐医生在病历上写了三种药，知道他家里已有两种后便只开了“痢特灵”一种药，药费只要一毛钱。一毛钱掉地上都没人愿弯腰去捡，但却把小月的病治好了。

　　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的医疗总开支中，超过40%用于药物。与大多数国家相比，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孙志刚2011年3月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医院，都应该靠提高医疗技术和改进服务获取收入。

　　过度医疗导致看病贵的问题，除了体制因素、政策因素外，“懒医”或“庸医”因素也不可忽视。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曾指出的：现在医院的分科越来越细，一个医生往往只需面对一个器官，甚至一个器官的一部分。医生过分依赖仪器设备、药物和手术，却忽视了医生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