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上，钟南山院士再度放炮，痛批一些公立医院不讲医德、违规创收的行为。并举例说广东某医院一个心脏导管大夫为病人做冠状动脉照影，本来问题不大，但是最后给放了五个支架。
医生创收并不是个别行为，而是一种制度现象。前一阵网上曾流行一个所谓“医生教学生收红包”视频，视频里的医生李睿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所有的医院都是私立医院，科主任就是包工头，院长就是董事长。虽然李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的话是夸大其词，没有事实依据。但就其对医院的“定性”而言，我认为是一语中的。
多年来，中国几乎所有公立医院的科室分配，采取的都是这样一种基本模式：收入减支出，截余后提成。说白一点就是“承包”，医院院方每年给科室下达一定的创收任务（以前是明的，现在多是暗的）科室完成创收任务之外的部分，再扣除设备、水电、房租等成本，剩下的归科室。然后由科主任做主分给医生。通常而言，科主任因为有创收压力，也要鼓励本医生医生赚钱，因为在本科室也多是依据创收能力进行奖金分配。
这种奇葩的分配制度在中国的公立医院已经运行了几十年。虽然备受诟病，卫生部门也曾试图做些制约（比如禁止把创收直接与医生收入挂勾），但从未在根子上改变。这种分配制度下，医生最主要的使命就是挣钱，挣钱不仅仅是为自己，也是为集体。因此，在医院里，收入最高的医生不是那么医德、医术最好的医生，而是那创收能力最强的医生。
相反，那些患者眼里的好医生，往往因为创收能力差而被排挤。比如钟南山说的那位被安了五个支架的病人，从 科室和医院的角度看，那位给它安装了五个支架的医生就是好医生，因为它能为科室和医院（当然也给自己）带来利益。相反，假如另一个医生发现这个病人不具备安装心脏支架的手术指征，并因此不给其安支架，这样虽然有利于患者，但这位医生就失去了一次为科室创收的机会，长此以往的话，他（她）就成为医院和科室眼中的“坏医生”。
正是在这种逼良为娼式的创收制度作用下，中国公立医院实现了每年约20%的收入增长，但医患关系却越来越糟糕，医生坑患者、患者砍医生的事情越来越多。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最让人担心的问题是，你已经越来越难找到真正的好医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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