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让“走廊医生”走入了公众的视线，绵阳市人民医院超声科原主任兰越峰以一己之力揭露本院医生拿回扣、过度医疗、采购腐败等问题而遭打击报复，被停职期间兰越峰每天静坐在医院走廊座椅上进行无声的抗议，同事将其视为“异类”，要么避而远之，甚而嗤之以鼻。其后，2014年央视《新闻调查》播出专题节目《走廊医生》，将兰越峰推向其时全国舆论的风暴中心。

毫无疑问，“走廊医生”是一个悲剧，没有“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出真相的孩童那般幸运，时至今日，对于公众最关心且最核心的问题“医院是否存在过度医疗和采购腐败”，无论是医院的公开说明，还是当地卫生部门牵头的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都未能解开质疑、正面回应关切。更匪夷所思的是，有关部门动用国家宣传机器“成功”将矛盾的核心引导为兰越峰与单位的矛盾，是个人诉求与单位存在分歧所致，并非因其反对过度医疗遭致打击报复，刻意回避主要问题的举动反倒显出有关部门“穿一条裤子”、“护犊子”的心虚；更有知名记者出来站台洗地，说有据可证，兰越峰是“精神病”、“偏执狂”。一名记者不去调查过度医疗、腐败这些关乎公众利益的事实真相，反倒去诊断、确诊一个医生得了精神病，这并不可笑，是可悲！

5年后的今天，重提“走廊医生”，我们必须廓清事实真相，必须反思医生为什么可以拿回扣且成为普遍现象，而过度医疗形成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杜绝类似“走廊医生”悲剧的重演，才能找到让患者不再遭受过度医疗的办法。

2018年3月2日，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坦承，医改面临很多问题和难题，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过度用药现象依然存在。

事实上，新医改9年来，药价虚高、回扣泛滥被媒体连年曝光，在回扣刺激下，大处方、滥用药、大检查不仅让个人卫生支出迅速上涨，更严重侵害了患者的健康，医患冲突加剧。面对这些饱受诟病的问题，有关部门试图通过不断加强的行政管制来解决，包括不断完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来降低虚高药价、实行零差率来禁止医院逐利等，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药品价格“越招越高”，医生拿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如“走廊医生”般不拿回扣反成另类，回扣甚至从大医院蔓延至基层，为何一系列不断加强的管制措施反使原有问题愈演愈烈呢？

原因在于，我国公立医院执行着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两项政策——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定价和零差率，“两项政策”叠加在一起，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体系，让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失灵，倒逼药企不得不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隐性交易竞争，让医生开高价回扣药无责且安全。

第一，由于有关部门既不是药品的采购者，更不是药品的使用者(使用者是医院)和付款者（付款者是医保与患者），这一角色属性决定了有关部门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必然是“只能够定价格、不可能定采购”，是以“集中采购”之名行“行政定价”之实。在药品采购价被集中招标采购事先确定的政策下，药企在向医疗机构销售药品时就无法开展公开的价格竞争，不得不选择隐性交易的竞争，即通过回扣刺激医生处方以促进药品销量。对于药企而言，为了提升回扣的竞争力，其必要前提条件是谋得一个“高价标”，从而预留足够多的回扣空间，而“中高价标”的唯一办法则是攻关主导药品招标的有关部门。

第二，在正常的环境下，包括药品在内的所有商品都遵循“采购价格越低、买方获利越多”的市场规则，但零差率政策颠覆了这一规则，让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价格越高、获利越多。虽然零差率表面上取消了医疗机构原有的公开的15%药品加成，但根本没有触及占据药价40%以上的隐性的回扣，零差率实际上是结果更为恶劣的药品加成管制，即要求医院以中标价采购和销售（平进平出），药企在中标价被事先确定的情况下，依然不能展开公开的价格竞争，药品的销量依旧取决于医生的处方行为，谁不搞“高定价、大回扣”谁就要被迫关门。

更为严重的是，虚高的药品价格是通过政府部门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确定的，是利用了政府给价格“背书”的，在这种情况下，药企、医院都不用对虚高药价承担责任，同时，零差率政策“定死”了医院的药品采购价和零售价，不允许医院二次议价，这样一来反倒从政策上给虚高药价撑了把“保护伞”，医生处方高价回扣药也与医院利益无关，医院院长更加没有监管的动力，令回扣更为泛滥。

即便在药品回扣、过度医疗丑闻“不小心”（内部举报或记者暗访）被曝光之后，自己办医院又监管医疗（管办不分）的有关部门必然化身掩丑的救火员，诱导舆论，混淆视听，误导公众，蒙蔽上级。

由上可知，药价虚高、看病贵、过度医疗的问题恰恰源于有关部门对于药品价格的不当的行政管制，作为公立医院的绵阳市人民医院按规定必须按照四川省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确定的中标价采购药品并执行零差率，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恶政下焉有完卵？如果不正视上述“两项政策”的错误，反而把不当管制造成的问题当做进一步加强不当管制的理由，那么医改必定南辕北辙，永远有解决不完的问题，也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实际上，造成我国举世罕见的药价虚高、回扣泛滥、药物滥用、医患冲突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的根源，是从09年新医改延续至今的“不允许医疗市场化”、“禁止医院逐利”的思潮，以及在这一思潮下推行的包括上述“两项政策”、医生受编制限制拿“公务员”工资（不能光明正大获得与其价值相符的薪酬）在内的一系列不当管制政策，违背了正常的价值规律。禁止医院明处逐利就必然倒逼形成隐蔽的逐利，没有公开的“市场化”就必然倒逼隐性的“市场化”，且形成一个完整的地下市场化体系（地下市场竞争自然形成的药品中标价利益构成：其中生产、流通环节公开成本收益约占34%；地下隐性成本约占66%，包括医生回扣35%、医院关系维护费用3%、公关招标部门3%、统方3%、走票洗钱12%、医药代表提成10%）,攻关、回扣极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隐性”交易又极不易查处，不断增长的医疗费用使得患者不堪重负，因病致贫、返贫者占到贫困户总数的42%，患者不但多花了钱，还饱受过度用药之苦。

改革开放已然40年了，我们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正是以盈利为目的，允许逐利，才创造了物美价廉、供应充足、服务周到的奇迹。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贵就不难，难就不贵，既“贵”又“难”肯定是政策出了问题。我们当前的医改犯下了常识性的错误，在医疗领域，所出台的政策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不允许逐利，其结果是看病既“贵”又“难”。

“走廊医生”的悲剧绝不是某个医生个体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国医疗的悲剧。当下，只有尊重客观规律，正视“盈利”的正当性，构建市场化的医疗体系，分清政府在医疗服务市场中的职能定位，不越位、不缺位，取消上述两项不当管制政策，才能切实解决药价虚高、回扣泛滥、过度医疗的问题，才能扭转当今医疗困局。

我们需要更多的兰越峰，而不是扼杀兰越峰！

文/戴维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