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院长究竟有多贪

一旦完成了医院去行政化和法人治理结构，院长权力自然就会得到制度的有效监管与制约。腐败就会得到有效彻底的遏制。

徐毓才：药价放开利好医院和医生

医院购进药品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导实行集中招标采购，一些药品价格明知虚高严重，医院也不能“二次议价”，大部分县及县以下医疗机构都被要求取消了药品加成，还有一些药品价格虚低，临床需要而不能配送到位。由于药品价格虚高，流通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回扣空间，在医疗服务价格难以养医的情况下，腐败现象大量存在。

叶檀：药价改革必须最大限度减少寻租空间

公立医院扩张再现计划经济下的投资饥渴症

再议医疗的市场化

政府有自己的角色，做好自己的事，剩下的，交给社会吧，请相信市场规律。那些招标采购暗箱操作、回扣、红包那些事，看不见的手会自发的纠正这些潜规则，行之于阳光之下。

观点 |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正在遏制医院和医生的积极性

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和完善的建议

改革现有行政定价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明确市场导向的价格形成机制，通过利益相关方(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医药企业)的市场谈判形成价格，政府主要发挥监管作用

澄清关于医保的几个误判

近期有一份研究报告对医疗保障面临问题的判断和提出的相应政策建议存在有失偏颇、不切实际乃至自相矛盾之处，有必要加以澄清和纠正。

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需明确的几个问题

不可否认， 开展大病保险试点的地区提高了居民医保待遇水平， 但这是单拿一块基金再次报销医疗费用的结果， 不能成为实现上述目标定位的依据， 与委托商业保险公司提高经办效率没有直接关系。

分级诊疗和多点执业是一对矛盾体

严格控制大医院的规模与编制，是最实际最有效的办法。只有在规模得到控制的前提下，大医院那些“富余”的医生就不得不流向基层医院，大医院的病人不堪拥挤，不得不回流到基层医院，基层医院也不愁没有病源了。这样，还可以倒逼大医院在有限的空间里发展自己的强势学科，逐步放弃与基层医院竞争常见病和多发病，集中精力开展疑难危重症的临床诊治。

观点 | 为什么要限制网上诊疗？

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深思，就是我们国家现行的政策和法律，并没有把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作为主体看待，很多法律法规都是把医疗机构当作医疗服务提供主体，因此医师执业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以至于医师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人，只是单位人，这既不适应新情况，也无助于医疗资源流动，应该在新医改中有所改变。

大型公立医院拆分为何不做了？

去年底，国家卫生计生委曾提出，“选择部分单体规模过大的国家卫生计生委预算管理医院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公立医院开展拆分试点。”然而，在随后的正式文件中，此项内容却不见了踪影。

医保药价支付改革可匡正医院收益机制

原来医生开药的提成变成了医院发奖金，这种情况下医生的用药行为会发生变化，医生与某一个单一品种的直接利益关系也会降低甚至断除，过度用药、不合理用药可能得到缓解。

朱恒鹏：从三明药改看行政权力干预的风险

如果让政府利用行政权力来筛选企业，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方面政府利用这种权力进行地方保护，一方面一些官员利用这些权力进行寻租，这两种现象都导致了优不胜劣不汰结果，医药产业之所以长期“多散小乱”正是这个原因。

观点 | 治“过度医疗”还需多管齐下

过度医疗是公众普遍憎恶的一种医疗恶习，也是顽疾。既浪费钱财，也损害健康。以至于2010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将其纳入“医疗损害”的责任追究范围，试图用法律来给其“刮骨疗毒”。然而，几年过去了，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为什么呢？其中首要的问题就是“过度医疗怎么判定”。

重庆医改事件剧情狗血:摁了葫芦起了瓢

客观的事实是，将“去行政化”的改革指导方针搁置一边，顾左右而言他，在中国一些地方及某些部门普遍存在。十八大的改革指导思想遭到边缘化，医改能搞对，那才是妄想。

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的难点是“牌照”

对于社会资本来说现阶段处在是否卡位并等待市场转变的决策环节，但目前可能会阻碍社会资本市场进入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医院的运营模式，以及如何平稳处理人才和管理层的过度。

药品价格治理的关键在于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

对于药品价格治理而言，它的源头依然是一种社会治理，因为药品价格治理反映出来的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药品价格治理本质是一种经济活动，对这样一种经济活动，在整个市场经济氛围下，我们究竟应该采取政府全力干预的方式还是放手让市场去进行调节？这依然是一个社会治理理念的问题。

是什么阻挡了医药价格改革的步伐？

明确一个思路就是要按照国务院部署，果断废除备受诟病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探索下放医疗服务价格定价权，学习福建三明医改中，对最最常用的80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了大胆调整，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时“捞干的”，同时也必须明确，政府永远无法定准医疗服务价格

新政下的药品招标采购“七上八下”

从整体看，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进入新常态，医药行业同样如此。未来增长的速度将放缓，终端的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医药行业的新常态将会影响到药品招标的未来。

由“仇和现象”说到宿迁医改

对任何改革，都有在实践中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必要，但这种反思应该锁定在相应的历史坐标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廓清认识迷雾，找准前进方向。更应该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常态化行为，这种反思与某个人的升降沉浮不该有太多的联系。

熊茂友：如何颠覆传统医疗？

最近学界又掀起了关于医改是“行政化”还是“市场化”理论争论的热潮，笔者建议大家应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研究医改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上。比如，如何帮助马云等仅花20年，甚至不到20年时间，用移动医疗颠覆传统医疗，在让民众享受方便快捷且质优价廉医疗健康服务的同时，也让医生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价值，并过上更加体面的生活。

大医院规模不控制，“看病难”就无法消减

目前，各地大医院除了扩建自身规模外，还在努力说服当地政府建立医院集团或集团化经营。优势资源将进一步聚集，垄断也就不可避免了。如果不加以限制或没有有效的配套政策措施，“看病难”还将一直陪伴着国人纠结下去。

重庆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为何停在起跑线

重庆这次折腾对医改是一次重创，对政府公信力也是一次打击，主政者当思。而思之核心应该是站对角度不要只是站在政府角度，而应该站在患者和医务人员角度，也许才是这次“曲折”有意义。

重庆医改败局

由此，我们看到，两项医保收支的巨大赤字，是“重庆325医改”的背景。其中居民医保部分，如果缴费收入不提高，就只能增加自费的实际支出。

重庆市医价改革：莫把医改“真经”念歪

从职能部门来讲，千万莫把医改的“真经”念歪。一方面，有关部门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真正从群众利益出发，按照最新法规条例简政放权，特别是要找出看病贵的“死结”，切实把医药费降下来；另一方面，要捆住“有形之手”，释放“无形之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药厂和医院来讲，主管部门和司法机关应依法严查严办药厂和医院的违规违法行为。从患者及家属角度讲，应加强换位思考和理解，双方尽量处理好医患关系。

药品集中招标保护了谁的利益？

取消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符合市场经济的理性要求，加强药品采购过程的动态监督比自导自演式的招标采购公正得多，政府想通了吗？

重庆医改启示：调价不是唯一出路

就拿今天的药品供应来说，放开价格并取消政府层面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当然，这不意味放开质量管控），在采购药品中，赋予医院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责任主体更加明确了，政府监管部门只需定期公示各医院的采购价格就行。取消集中招标采购，就取消了政府层面的责任制，反而让药品采购阳光化。我相信，没有哪家医院的院长无视平台公示敢高价采购药品。药品如此，其他如设备、试剂、耗材等都将如此。

许小年：医疗非要政府主导吗?

张维迎：市场与政府

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在于市场体系自身包含着反市场的力量——政府。这是一种“异化”。市场要有效地运行,不能没有政府；但政府力量的扩展,可能导致市场本身的毁灭。因此,如何在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地节制政府对市场的破坏,是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