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CAR-T领跑：最活跃赛道与实体瘤突破

CAR-T是中国基因治疗中最活跃的细分领域，约占基因治疗IND申请总量的一半，目前已有9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这一数量背后，是国内在细胞采集、病毒载体、封闭式制备和临床中心网络上的长期积累。

CAR-T的产业化链条长、环节多，能够形成如此规模的产品群，说明中国在细胞治疗的生产和质量管理上已经具备较完整的支撑能力。

长期以来，CAR-T的临床价值主要集中在血液肿瘤，实体瘤被视为“下一前沿”。血液肿瘤靶点相对明确、肿瘤负荷易于评估，而实体瘤面对的是抗原异质性、物理屏障和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多重阻碍。

2026年获批的凯力美靶向Claudin18.2，是全球首个用于实体瘤的CAR-T产品，适应症为胃及胃食管结合部腺癌。这一进展的意义不仅在于新增一个产品，更在于监管层面为实体瘤CAR-T打开了通道，也为后续针对胃癌、胰腺癌等消化道肿瘤的开发提供了审评参照。

与此同时，通用CAR-T、CAR-NK以及体内CAR-T也在早期临床中显示出概念验证信号。

通用CAR-T和CAR-NK的目标是降低对自体细胞的依赖，缩短等待时间；体内CAR-T则通过慢病毒或LNP-mRNA直接在体内生成CAR-T，有望绕开复杂的体外制备流程，为降低成本和缩短周期提供新思路。

不过，实体瘤中的浸润不足、抗原异质性和微环境抑制，仍是CAR-T需要跨过的门槛。体内CAR-T的长期表达可控性、重复给药后的免疫原性，也需要更多数据来回答。

02、产品化兑现：AAV、质粒与溶瘤微生物

AAV基因治疗在2025年迎来首个国产产品。信玖凝（BBM-H901）获批用于乙型血友病，单次输注可将FIX活性从<1%提升至>30%，年化出血率降至接近零。

这说明，AAV介导的基因替代在血友病这类单基因疾病中具有明确的临床价值，也为其他凝血因子缺乏性疾病提供了可复制的开发路径。血友病之所以成为AAV的突破口，在于靶组织明确、所需蛋白水平有阈值、疗效指标相对客观。

为了突破AAV的包装容量限制，双AAV载体策略被用于大基因递送，衣壳工程和组织特异性启动子则被用来提高肝、眼、神经等组织的递送选择性。

容量和靶向是AAV的两个老问题：前者决定能装多大的基因，后者决定基因送到哪里、在哪些组织表达。

双AAV载体通过拆分基因、体内重组来解决容量问题，衣壳工程则通过筛选或改造衣壳来提高特定组织的转导效率。这些策略目前仍处于临床验证阶段，但方向已经比较清晰。

2026年，华索灵（NL003质粒）获批用于慢性肢体威胁性缺血，成为中国首个基于质粒的基因治疗产品。

质粒路线在成本和生产可控性上有其优势，也为非病毒递送提供了现实样本。AAV与质粒的相继获批，说明中国基因治疗在单基因病和局部缺血性疾病中开始形成产品化能力。

溶瘤病毒与溶瘤细菌则是中国具有差异化优势的方向。

BS001基于II型HSV-2，在黑色素瘤中客观缓解率达34.48%，对PD-1耐药患者达42.1%，已进入III期临床。SGN1利用减毒沙门氏菌递送甲硫氨酸水解酶，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细菌载体产品，已获中美多地临床试验许可。

中国在溶瘤病毒开发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一方向兼具免疫激活和直接溶瘤双重机制，在实体瘤治疗中具有独特潜力。与CAR-T和AAV相比，溶瘤微生物的临床规模尚小，但其局部递送和免疫协同思路，为中国基因治疗提供了一条不完全跟随国际主流的技术路径。

基因编辑领域尚无上市产品，但临床推进迅速。

目前已有15家公司开发了18个IND批准的基因编辑产品，YOLT-201（LNP递送CRISPR/Cas9靶向TTR）和CS-101（碱基编辑）等进入临床试验，覆盖ATTR淀粉样变性、β-地中海贫血、慢性乙型肝炎等适应症。

这些适应症的共同点是靶点明确、致病机制清楚，适合用“一次给药、长期纠正”的思路来验证基因编辑的临床价值。

在递送层面，LNP肝靶向递送已相对成熟，但肝外递送仍是主要瓶颈。肝脏是LNP天然富集的器官，因此ATTR淀粉样变性、血友病等肝源性疾病成为LNP递送的首选验证场景；而神经系统、肌肉、眼组织等肝外靶点，则需要更复杂的配体修饰或局部给药策略。

基因编辑的长期安全性和脱靶风险，也需要更大样本和更长随访来评估。脱靶编辑的后果可能延迟显现，因此监管对长期随访的要求会直接影响产品上市节奏。

小核酸药物方面，siRNA/ASO在慢性乙型肝炎和高胆固醇血症中取得积极数据。SGB-3403（靶向PCSK9的siRNA）单次给药后LDL-C降低持续超过3个月；AHB-137（靶向HBV的ASO）在1a/1b期试验中显示出剂量依赖性的HBsAg降低。

小核酸的优势在于作用持久、给药频率低，适合需要长期控制的慢性病，但其化学修饰、递送载体和肝外靶向仍需持续优化。

更前沿的环状RNA药物HM2002和saRNA药物RAG-1C也已进入临床试验，属于全球首创梯队。环状RNA在稳定性上具有潜在优势，saRNA则试图以较低剂量实现较强表达。

基因编辑、小核酸和新型RNA药物构成了中国基因治疗的前沿管线，其共同特点是临床推进较快、产品化尚需时间，且高度依赖递送技术的进一步突破。

尽管成就显著，但挑战依然集中。

递送系统的组织特异性不足、基因编辑的脱靶风险、AAV的大基因包装容量限制，是三项尚未解决的技术瓶颈。AAV中和抗体的高流行率、高剂量AAV相关的肝毒性、LNP的肝外靶向困难、CAR-T在实体瘤中浸润不足，进一步制约着临床转化。

这些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但在国内临床资源丰富、患者基数大的背景下，能否形成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将决定管线能否从早期信号走向可及产品。

在产业端，AAV悬浮培养的关键原材料和CAR-T的个性化制备模式推高了成本，定价远超多数患者的支付能力，按疗效付费等创新支付模式仍在探索中。基因治疗的成本不仅来自生产，也来自冷链、质量控制、临床随访和长期安全性监测。

监管层面，长期安全性随访体系和罕见病孤儿药认定政策也有待完善。对于一次性给药、长期起效的产品，支付方需要看到足够长的疗效和安全性数据，才能建立可持续的支付逻辑。

未来方向较为清晰：开发更具组织选择性的AAV血清型和LNP制剂，推进碱基编辑、先导编辑和RNA编辑的临床验证，探索配体偶联寡核苷酸和主动靶向LNP以突破肝外递送，并通过国产化生产工艺和体内CAR-T/CAR-NK缩短制造周期、降低成本。

从多线并进到产品兑现，中国基因治疗已走过“有没有”和“多不多”的阶段，下一步的关键在于能否在递送、安全和可及性上形成系统性突破。凭借临床资源、制造能力和政策支持，中国有潜力在未来十年全球基因治疗格局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