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想换个跑道的中年人，“找工作”这三个字，都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现在，我给你描绘一个“理想”的就业市场，这就是北欧的就业神话

　　

一旦你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就几乎不可能被解雇。

　　

老板想开除你？得经过极其复杂的法律程序，赔一大笔钱，还得工会点头。

　　

基本上，你拿到的不是一份合同，是一个“铁饭碗”。

　　

工资不是你跟老板单独谈，而是由一个超级强大的工会，代表所有同行，去跟老板协会进行“集体谈判”。

　　

他们会帮你争取到远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和福利。

　　

你自己根本不用费口舌。

　　

工作时长、休假天数、加班费标准，所有的一切，都有法律和工会协议的严格规定。

　　

老板想让你“996”？门儿都没有。

　　

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爽翻了？这简直就是打工人的“天堂模式”啊。

　　

这个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北欧劳动力市场的真实写照。

　　

它被称为“社团主义”，简单说，就是由政府、工会、和企业主协会这三大“社团”，坐在一起，共同决定劳动力市场的游戏规则。

　　

这个模式的设计初衷，是非常高尚的：

　　

保护弱势的劳动者，防止资本的无情剥削，实现劳资双方的力量平衡。

　　

但我们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是“神话的破灭”。

　　

我们最擅长干的，就是追问一句：

　　

“那代价是什么呢？”

　　

这个看似完美的“保护伞”，它的代价，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沉重。

　　

而且这个代价，恰恰是由那些最需要机会的、最弱势的群体来承担的。

　　

我们还是用那几把手术刀，来层层解剖这个“僵化的天堂”。

　　

我们先回到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一个东西的价格，是怎么决定的？

　　

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

　　

想买的人多，想卖的人少，价格就涨。

　　

反之就跌。

　　

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

　　

它的价格，就是“工资”。

　　

在一个自由市场里，一个人的工资，大体上是由他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

　　

啥意思？就是你这个人，能给公司额外创造多少价值。

　　

你能创造1万的价值，你的工资可能就是八千；你能创造10万的价值，你的工资可能就是八万。

　　

这个价格信号，非常重要。

　　

它像一个指挥棒，引导着资源的配置。

　　

对于老板来说，他会根据工人的生产率来决定雇佣谁、给多少钱，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平衡。

　　

对于工人来说，他会根据市场上的工资水平，来决定自己去学习什么技能。

　　

哪个行业工资高，说明哪个行业缺人、价值大，大家就都去学那个。

　　

但是，在北欧的“集体谈判”模式下，这个价格信号被严重扭曲了。

　　

工资不再是“老板”和“你”两个人之间，根据你的具体能力和贡献，通过自愿协商来决定的。

　　

而是由一个庞大的“工会官僚”和“企业主协会官僚”，在一个密室里，为整个行业，定下了一个“统一最低价”。

　　

这个“统一最低价”，通常都定得非常高。

　　

工会的逻辑很简单：

　　

我的任务就是为我的会员争取最高的工资，越高越好。

　　

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第一个后果：

　　

对低技能劳动者的“价格歧视”。

　　

假设，经过集体谈判，一个行业（比如清洁工）的最低工资被定为每小时200克朗。

　　

对于一个经验丰富、手脚麻利、能在一小时内打扫完两层楼的老清洁工来说，他的生产率可能值220克朗。

　　

老板雇他，觉得值，没问题。

　　

但对于一个刚从学校毕业、没啥经验的年轻人，或者一个语言不通、需要人指导的移民来说，他可能干一个小时，创造的价值只有150克朗。

　　

现在，你如果是老板，你会怎么办？

　　

你不能合法地用150克朗/小时的价格去雇佣这个年轻人，因为这违反了集体协议。

　　

你必须付200克朗。

　　

但你明知道他只能创造150克朗的价值，每雇佣他一小时，你就净亏50克朗。

　　

你会做这笔亏本买卖吗？

　　

你不会。

　　

你会选择，要么不招新人，让那个老员工多干点活；要么花大价钱买一台更先进的清洁机器，干脆连老员工也替代了。

　　

结果是什么？

　　

那个年轻人和那个移民，就彻底被排斥在了就业市场之外。

　　

那个高高的、由工会设立的“最低工资门槛”，就像一道高墙，把所有生产率暂时还达不到这道墙的“圈外人”，给挡在了外面。

　　

工会的美好愿望是“保护工人”，但它的实际效果，是保护了那些“已经有工作的工人”，而牺牲了那些“正想找工作的工人”的利益。

　　

它制造了一个残酷的“圈内人圈外人”鸿沟。

　　

圈内人是那些已经在体制内、拥有正式工作的工会会员，他们享受着高工资、高福利、铁饭碗的保护。

　　

圈外人，则是那些年轻人、移民、长期失業者，他们想进这个圈子，但门槛太高，根本挤不进去。

　　

所以，你在北欧会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就业者的工资和福利水平，高得令人羡慕；但另一方面，特定人群（尤其是移民和年轻人）的失业率，也高得惊人。

　　

这根本不是一个“和谐”的劳动力市场，这是一个“割裂”的劳动力市场。

　　

它用牺牲一部分人的机会，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安逸。

　　

除了高昂的入门工资，北欧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解雇保护”极其严格。

　　

在瑞典，法律明确规定了“后进先出”的裁员原则。

　　

什么意思？公司如果经营不善需要裁员，不能裁掉那些表现不好的、混日子的老油条，必须先从最晚进公司的员工开始裁。

　　

这简直是为“摸鱼”提供了完美的制度保障。

　　

你想想，你作为一个老板，现在面临两个选择：

　　

1.雇佣一个35岁的、有经验的、但可能已经失去闯劲的老员工。

　　

2.雇佣一个22岁的、充满激情、愿意学习、但经验不足的年轻人。

　　

你可能会更倾向于那个年轻人，因为他潜力大，成本也低。

　　

但是在北欧的这套规则下，你就不敢这么想了。

　　

因为你一旦雇佣了这个年轻人，他就成了你公司里“最后进来的人”。

　　

万一将来经济形势不好，你需要裁员，第一个走人的就是他。

　　

而那些你真正想让他走的老员工，你一个都动不了。

　　

更要命的是，雇佣一个人，就像是“结婚”。

　　

请神容易送神难。

　　

你一旦发现他不行，想让他走人，那对不起，你得付出一笔巨大的代价。

　　

又是赔偿金，又是跟工会打官司，能把你折腾得筋疲力尽。

　　

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老板，会采取什么策略？

　　

“雇佣恐惧症”！

　　

你不敢轻易地招新人了。

　　

每一次招聘，都成了一次巨大的、长期的赌博。

　　

你必须万分谨慎，宁缺毋滥。

　　

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圈外人”的困境。

　　

老板们宁愿花高价让现有的“圈内人”加加班（当然加班费也很贵），也不愿意去冒风险，给一个“圈外人”一个全职工作的机会。

　　

结果，就催生了大量的“非典型就业”：

　　

临时工、合同工、零工经济。

　　

这不是很讽刺吗？一个旨在提供“稳定”和“安全”的制度，最终却迫使大量的年轻人和弱势群体，只能在“不稳定”和“不安全”的零工市场里打转。

　　

他们永远无法踏入那个被重重保护的“核心圈子”。

　　

那把号称要保护所有人的大伞，伞的边缘，其实在不停地滴着冰冷的雨水。

　　

我们再来看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第一章就提到过，当高福利制度把“失业救济金”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缩到非常小的时候，人们工作的意愿，会怎么样？

　　

它会下降。

　　

我们来算一笔账。

　　

假设在丹麦，你辛苦工作一个月，税后到手2万克朗。

　　

但如果你失业了，领着各种失业金、住房补贴、家庭补贴，加起来也能拿到1万7千克朗。

　　

那你工作的“净收益”是多少？

　　

是20000-17000 = 3000克朗。

　　

你每天早起、通勤、受老板的气、承担工作的压力，一个月下来，只比躺在家里的人多赚3000块钱。

　　

你会怎么选？

　　

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对工作没有太大热情的人，会觉得“不划算”。

　　

于是，“福利陷阱”就出现了。

　　

人们发现，与其去从事一份低薪、辛苦的工作，还不如待在福利系统里更“舒服”。

　　

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是一个心理问题。

　　

它在慢慢地侵蚀我们上一章提到的那个宝贵的“文化资本”——工作伦理。

　　

当社会传递的信号是“工作不划算”时，那种视工作为天职、为荣誉的传统精神，就会被一种“如何最大化利用福利系统”的算计心态所取代。

　　

这在官方数据上，也有所体现。

　　

北欧国家的“病假率”，常年高居发达国家前列。

　　

很多人并不是真的病到无法工作，而是把“病假”当成了一种变相的、可以随时启用的“带薪休假”。

　　

反正有医生开证明，有国家买单。

　　

这种激励的失灵，最终会反噬整个系统。

　　

劳动参与率下降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脱离劳动力市场，靠福利生活。

　　

税基被侵蚀了，干活交税的人少了，领福利的人多了，整个福利系统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

　　

社会伦理荡然无存，当“钻空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诚实劳动的人，反而会觉得自己是“傻子”。

　　

这对于社会信任的打击是致命的。

　　

所以，你看，那个僵化的、过度保护的劳动力市场，和那个慷慨的、无所不包的福利系统，它们像一对“共犯”，联手制造了一个恶性循环：

　　

1、僵化的市场把“圈外人”挡在门外，让他们失业。

　　

2、慷慨的福利系统，让这些失业的人觉得“不工作也挺好”。

　　

3、越来越多的人不工作，导致税基缩小，财政压力增大。

　　

4、为了维持系统，政府只能继续向那些还在工作的“圈内人”征收更高的税。

　　

5、更高的税收，又进一步降低了“圈内人”的工作意愿，和老板雇佣新人的意愿。

　　

这个循环，就像一个正在慢慢收紧的绞索，勒住了北欧经济的脖子。

　　

好了，今天我们把北欧劳动力市场这把精美的“保护伞”，给翻过来看了看。

　　

我们发现，伞的下面，并不是一片祥和。

　　

它用“统一高价”的工资，扭曲了价格信号，把无数“圈外人”拒之门外。 这不是保护，这是排斥。

　　

它用“铁饭碗”式的解雇保护，扼杀了企业的灵活性，制造了“雇佣恐惧症”。这不是稳定，这是僵化。

　　

它与高福利制度相配合，模糊了工作与福利的界限，制造了“福利陷阱”，侵蚀了工作伦理。这不是人道，这是麻醉。

　　

所以，这个神话的真相是什么？

　　

北欧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所有劳动者的天堂。

　　

它是一个“工会会员”和“体制内员工”的堡垒。

　　

他就是将大部分人变成了国企职工。

　　

它用牺牲经济效率、企业活力、以及“圈外人”（年轻人、移民、低技能者）的机会为代价，为“圈内人”提供了一种超额的、不可持续的保护。

　　

这是一种深刻的、隐蔽的不平等。

　　

它不像贫富差距那样，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

　　

它是一种“机会的不平等”。

　　

它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道理：

　　

任何试图用强制手段，去对抗市场规律，去创造一个没有风险、没有竞争的“安乐窝”的努力，最终都会以一种更隐蔽、更不公平的方式，把代价转嫁给那些最没有反抗能力的人。

　　

真正的“保护”，不是给一个人一个“铁饭碗”，让他一辈子高枕无忧。

　　

而是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的、流动的市场，让他在失去一个饭碗后，能迅速找到下一个、甚至更好的饭碗。

　　

真正的“人道”，不是用福利把人圈养起来，让他们失去工作的动力和尊严。

　　

而是降低就业的门槛，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去赢得自己的尊严。

　　

那么，当国家的“税收之手”和“管制之手”，已经深入到经济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之后，它提供的那些“免费”的公共产品，比如教育和医疗，它们的真实成色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