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已经打下来了，中成药为什么还是进不了医院？

第四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集采，把行业最后一点幻想也打碎了。

过去很多中成药企业相信，只要产品中选、价格降下来、获得协议采购量，就等于拿到了医院市场的通行证。

但现实恰恰相反。

2026年4月30日，第四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开标，覆盖28个采购组、89种药品，全国4万余家医药机构参与报量，243家企业的310个产品拟中选。

健胃消食片、感冒清热颗粒、小儿肺热咳喘颗粒等家庭常备药也被纳入其中。

国家医保局强调，这次集采并非单纯“唯低价”，还增加了上市后研究、质量评价等综合评分因素。

看起来，中成药的价格问题正在被解决。

但另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出现了：

价格降下来了，药却未必进得去；即使进了医院，也未必有人开；即使有人开，也未必完成得了协议采购量。

这不是一个采购问题，而是一场医院用药价值体系的重构。

中成药真正面对的，不是价格被打下来，而是原来支撑它进院和放量的那套理由，正在失效。

中标不等于处方权

很多企业把集采理解成一个简单的交换：企业降价，医院给量。

这个理解在逻辑上没有错，但在医院的真实运行中，中间还隔着至少四道门。

第一道门是挂网，第二道门是医院药品目录，第三道门是科室临床路径，第四道门才是医生处方。

集采中选解决的，主要是采购资格和价格问题，并没有直接解决后三个问题。

医院报了量，不等于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已经同意正式进院；

药事会同意进院，也不等于临床科室愿意把产品纳入治疗路径；

科室允许使用，也不等于医生愿意承担处方责任。

中成药企业过去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国家采购资格，当成医院临床认可。

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医保部门关心的是价格是否合理、竞争是否充分、采购是否规范；

医院药事会关心的是医院到底需不需要这个药；

科主任关心的是这个药能不能改善患者结局、会不会增加科室成本；

医生关心的是开出去以后，能不能解释、会不会被质疑、出了问题谁负责。

所以，中成药进院难的第一层原因，不是医院不执行集采，而是企业把“采购准入”和“临床准入”混为一谈了。

医院需要的是价值证明

现在医院评价一个药，已经不再只问三个问题：

有没有批文？是不是医保？价格能不能接受？

而是开始问另外四个问题：

• 1）能不能改变临床结局？
• 2）能不能缩短住院时间？
• 3）能不能减少并发症、再入院或者其他治疗成本？
• 4）能不能写进规范、路径和病种管理方案？

这套问题，对很多中成药并不友好。

大量中成药的说明书仍然使用“活血化瘀”“益气养阴”“清热解毒”“扶正固本”等宽泛表述。

适应证覆盖范围很大，但具体针对哪类患者、哪个治疗阶段、解决什么临床问题，往往说不清楚。

企业拿给药事会的材料，也经常停留在药理实验、专家经验、传统理论和几篇样本量较小的临床研究上。

这些材料可以证明产品“可能有效”，却很难回答医院真正关心的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用？ 不用会怎样？ 与现有治疗相比，增加了什么明确收益？

医院今天并不缺药，缺的是在有限预算中能够被清楚解释的药。

一个中成药即使降到几元一盒，只要无法证明它在治疗路径中的具体位置，对医院而言仍然是额外成本。

这就是很多企业没有看懂的变化：便宜，只能说明花的钱少；价值，必须说明花这笔钱换来了什么。

过去中成药的优势是适应证宽、使用灵活、医生接受度高。

进入DRG/DIP和临床路径时代以后，这些优势正在反过来变成劣势。

适应证越宽，越难定义目标人群。 使用越灵活，越难形成标准路径。 

疗效描述越综合，越难进入量化评价。

中成药不是天然没有价值，而是很多企业没有把这种价值，翻译成现代医院能够识别的语言。

DRG砍掉的是“解释不清的成本”

很多企业把进院困难全部归咎于DRG。

这也不准确。

DRG/DIP并不是专门针对中成药，它压缩的是所有不能清楚证明必要性的费用，包括辅助用药、重复检查、低价值耗材以及缺乏明确结局收益的治疗项目。

DRG的底层逻辑非常简单，医保不再根据医院实际花了多少钱逐项买单，而是按照疾病分组或者病种分值支付。

医院花得越多，未必收入越高；如果治疗成本超过支付标准，超出的部分可能需要医院自行消化。

在这种情况下，科室不会先看哪个药最便宜，而会先判断哪个药最不能缺：

抗感染药不能随便停， 麻醉药不能随便停， 急救药不能随便停，能够直接影响手术、抢救和核心治疗结果的药，也不能随便停。

最后被压缩的，往往是那些“用了可能更好，不用似乎也可以”的产品。

很多中成药恰好被放在这个位置上。

国家医保局在DRG/DIP 2.0版政策中明确，支付方式改革要促进医疗机构主动控制成本、规范诊疗行为，同时设置特例单议机制，支持复杂危重病例、新药新技术等特殊情况。

政策还明确提出，医疗机构不能简单把DRG/DIP支付标准作为医生个人限额，更不能直接与医生绩效挂钩。

这说明，DRG本身并没有规定“中成药不能用”。

真正的问题是，医院在内部管理时，通常会把最容易压缩、最难证明、最不影响核心指标的支出先砍掉。

因此，中成药不是被DRG行政性清退，而是在病种成本竞争中失去了优先级。

企业再去强调“价格已经很低”“这是国家集采中选产品”，并不能改变科室的选择。

因为科主任面对的不是药品单价，而是整个病种的盈亏表。

药事会越来越难通过

过去药品进院，很多时候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

企业有关系、有专家、有科室需求、有推广能力，产品就可能进入目录。

现在，药品进院越来越像一个责任审查问题。

药事会每增加一个品种，都要面对几项风险：同类药品是否已经过多？

临床需求是否真实？证据是否足够？价格是否合理？采购量能否完成？

• 出了用药问题，谁为准入决定负责？

尤其是中成药，同一治疗领域往往存在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类似产品。

名称不同、组方不同、适应证相近，临床定位却高度重叠。

企业都说自己的产品独特，但站在医院目录管理者的角度看，很多产品解决的是同一个模糊问题。

医院没有动力同时引进五种“活血化瘀”、六种“清热解毒”、八种“益气养阴”的产品。

因为每增加一个品种，就会增加采购、库存、处方监控、合理用药点评和药品安全管理成本。

药事会真正压缩的，不只是药品费用，也是管理复杂度。

更重要的是，低价并不会自动降低决策风险。

河北省医保局曾通报，2447家医疗机构采购了价格超过集采中选价3倍以上的高价或次高价药品，涉及金额2.27亿元，占相关采购金额的69.83%。

以丹参产品为例，按日使用金额计算，最高价与最低价相差110倍。

表面看，这是医院偏爱高价药；但更深一层看，是医院和医生在用价格、品牌和历史使用经验替代质量判断。

当几十家企业生产同一个或者近似的中成药时，医生很难仅凭批准文号判断不同产品之间的真实质量差异。

原料产地不同，药材等级不同，提取工艺不同，质量控制能力不同，生产稳定性不同。

但这些差异往往无法通过现有说明书和临床资料被清晰展示。

在判断困难时，医生会选择自己熟悉的企业、长期使用的品牌或者过去没有出过问题的产品。

这不一定科学，却符合现实中的风险规避逻辑。

因此，低价中成药进院困难，不能只指责医生迷信品牌。

更根本的问题是：行业长期没有建立起足够可信的质量分层体系。

当质量无法比较时，品牌就成了替代指标；

当疗效无法量化时，历史习惯就成了替代证据。

集采报量解决不了真实需求，因为需求本来就不是采购科决定的

中成药集采还有一个结构性矛盾：报量发生在采购环节，真实使用却发生在临床环节。

医院报量时，可能参考历史采购数据，但历史采购量并不等于未来临床需求。

过去有费用支持时，医生愿意使用；费用停止后，处方量可能下降。

过去病种支付约束较弱时，科室愿意保留；DRG全面落地后，科室可能主动压缩。

过去医院目录允许多个同类产品并存；目录精简以后，可能只保留一两个品种。

更现实的是，医院报量、药事会准入、科室使用和医生处方，往往不是同一批人在决策。

采购部门报了量，不能代替药事会做准入决定；

药事会通过了，也不能强迫科主任改变治疗路径；

科主任同意使用，也不能要求每位医生完成处方指标；

这就造成一个结果：企业按照预期采购量报价，医院却没有形成对应的临床使用机制。

所谓“带量”，最终可能只带来了纸面上的量，没有带来处方中的量。

这也是部分中成药集采后出现“量价齐跌”的根本原因。

企业让出了价格，却没有换来稳定需求。

医院获得了低价资格，却没有承担足够明确的使用责任。

医生面对临床风险，也没有义务为了完成协议量而开药。

三方各自理性，最后形成整体失灵。

OTC中成药被纳入集采后，问题还会更加复杂

第四批中成药集采首次大规模纳入家庭常备的非处方药，这意味着中成药集采已经不再只影响医院市场，也开始冲击零售市场。

但OTC品种的核心消费场景并不完全在医院。

健胃消食片、感冒清热颗粒、止咳类产品，很大一部分销量来自药店、基层终端和消费者自主购买。

这类产品进入集采以后，企业可能同时面对两套冲突的价格体系：

医院要求低价供应，药店需要足够毛利，线上平台持续比价，消费者仍然偏爱熟悉品牌。

如果集采价明显低于零售渠道价格，药店就不愿意主动销售低毛利中选产品；

如果企业同步降低零售价，又可能破坏原有经销商和零售终端利益。

所以，“老百姓为什么在药店买不到集采低价药”，不能简单归咎于医院进院。

医院集采价格不等于全国统一零售价，医院采购协议也不等于零售药店必须备货。

对OTC中成药而言，集采打掉的是院内价格，却未必同步建立院外供应机制。

这会成为下一阶段更大的矛盾：国家形成了低价，患者却未必能够在最常用的购买场景获得低价。

中成药企业真正要解决的，不是怎么“搞定药事会”

未来三年，大量中成药企业会在进院问题上走错方向。

它们会继续找专家、做院内会、整理几篇文献、强调产品中选、要求销售团队推动药事会。

这些动作不是完全没用，但已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真正需要完成的是四次转型。

1）第一，从“产品有什么功效”转向“产品解决哪个具体临床问题”。

企业必须把宽泛适应证切成清晰人群、清晰场景、清晰疗程和清晰结局。

不是笼统地说改善气滞血瘀，而是回答在哪类患者、哪个治疗阶段，能否降低疼痛评分、减少其他药物使用、缩短症状持续时间或者改善依从性。

2）第二，从“证明有效”转向“证明值得支付”。

现代医院需要的不是一篇证明产品优于安慰剂的论文，而是证明它能够改善病种管理结果。

疗效证据只是起点，安全性、联合用药、住院日、再入院、并发症、患者依从性和治疗成本，才是医院真正关心的指标。

3）第三，从“全国统一推广”转向“重点场景建立路径”。

中成药企业不要再试图让一个产品覆盖十几个科室、几十种症状。

定位越宽，价值越模糊。

真正有可能留下来的产品，一定是在某个细分场景中形成了稳定路径。

例如围术期管理、慢病长期治疗、肿瘤支持治疗、康复管理或者特定症状控制。

只有先占住一个明确位置，才可能扩大使用范围。

4）第四，从“关系准入”转向“证据准入”。

未来药事会不是完全不要专家关系，而是专家也必须拿出能够在会上解释的材料。

企业需要建设的不只是销售团队，还包括医学、真实世界研究、药物经济学、准入和数据分析能力。

第四批中成药集采已经把上市后研究和评价纳入综合评分，这个信号非常明确：

未来中成药的竞争，不只是价格竞争，也不是简单的品牌竞争，而是质量、证据和供应能力的综合竞争。

中成药不是进院难，而是旧的进院理由失效了

过去，中成药可以依靠价格空间、专家关系、科室习惯和高频推广进入医院。

现在，这四个条件都在变化。

价格空间被集采压缩，专家个人影响力受到制度约束，科室用药受到DRG/DIP和临床路径控制，高频推广受到合规监管限制。

企业突然发现，过去最擅长的能力，不再能够兑换成医院销量。

于是大家把问题归结为药事会卡得严、医院不执行集采、医生不愿意开便宜药。

但这只是表象。

中成药进院越来越难，真正原因是医院已经从“有没有药可用”，进入“有限预算应该为什么价值买单”的时代。

药品价格已经不是唯一门槛，甚至不是最高门槛。

未来能够留在医院的中成药，必须同时回答五个问题：

质量是否稳定？临床定位是否清晰？证据是否可信？能否改善病种结局？能否证明使用它比不用它更划算？

回答不了这五个问题，哪怕价格再低，也只是一盒便宜的可选药。

回答得了这五个问题，即使没有最低价，也可能成为医院不愿意放弃的治疗工具。

所以，中成药企业下一阶段最危险的误判，是继续把全部精力放在“怎么进药事会”。

药事会只是门。

真正决定门能不能打开的，是门后面的临床价值、支付逻辑和责任机制。

国家已经把价格打下来了，

接下来被重新定价的，是每一个中成药存在于医院里的理由。